三、意義開放對話，文化實踐從來是動態的、政治的
「大學生靈安社行動」橫跨七、八〇年代，正值台灣經濟、政治、文化快速變動之際。台灣退出聯合國，十大建設啟動，強人蔣介石過世，海外留學生的保釣事件引發本島戒嚴期第一椿合法遊行，繼而又發生美國、日本先後與中國建交，美麗島事件等。外交受挫，內部震盪，彼時的知識份子開始反思長年崇尚西方文化，籲求建立民族主體性。正當靈安社與大學生的合作引發知識界關注，「唱自己的歌」的民歌運動逐漸蔚為風潮，「跳自己的舞」的雲門舞集邀請陳達上台彈唱，鄉土文學論戰以鄉土寫實對抗西方現代主義文學…..尋求台灣主體性的藝術發展，分歧多義，且充滿異質性。
綜觀而言，儘管不合時宜，「大學生靈安社行動」在那個時代接縫點上出現，並非孤立、偶發的事件，之前的脈絡有跡可循，也無意間成為之後本土風潮的先行者。審視七〇年代所指稱的民族、民間、鄉土、地方等語彙，必須進入當時的文化脈絡來理解。相較於遙不可及的西方現代性，傳統的鄉土、民間一直是落伍的；相較於官方欽定的中國正統文化，腳下所踩的台灣明顯是次要的、地方性的。也就是說，鄉土、民間、地方幾乎是可互換的同義辭，而中國與台灣民族也尚未如現今的涇渭分明。當時的文藝改革，建基在民族自尊心受損後，知識份子反省西方文化壟斷本土發展，意圖建立自主的民族文化。鄉土、民間的探索，究竟要納入建構大中華文化的多樣性？還是面對台灣社會各式不平等的現實？
民俗戲曲長久以來自生自滅，寺廟頭人多與政權維持相安無事的良好關係。從活動相片看來，靈安社子弟團搭建的戲棚，有成排國旗在高處飛舞，舞台牌樓上書「復興中華文化」的標語，且貼有梅花形裝飾符碼。這些政治圖騰可以說是那時代的文藝通行證，也可以說是參與者的護身符。不管是由下而上以表面功夫應付政治要求，還是由上而下推動「藝術去政治化」的政治目的，小人物置身時代洪流，潮汐皆受牽引，揚帆啟航時，未必有清楚的方向，但知奮力向前。若未能深入不同的社會條件分析，以後見之明輕易論斷進步與否，恐怕也太過傲慢。就我看來，兩代子弟的相遇，讓彼時已然沒落的本土藝術，因大學生的積極參與而獲得社會囑目，老子弟重燃薪火相傳的壯志，協力綵排，合作巡演，甚至有機會親自上陣擔綱演出，為團體榮譽而吊嗓、拉筋、苦練身段，師徒名字同列在節目單上，老少混搭，粉墨登場，是這場文化實踐最激動人心的亮點。
集體行動本身及引發的效應，都是政治，可待檢驗。彼時肅殺的政治氛圍，參與者也許是有意迴避、或者是未察矛盾，終究是勉力守住一個參與據點，打開學院走入民間的知識探究與生產，並轉化資源至《民俗藝曲》作為調查研究的文化基地。就算是放到現今的標準，本土正當性已然政治正確，官方藝文補助相對充裕，「大學生靈安社行動」仍然是非常不容易的在地扎根實作，不是現在常見的學生調查參訪式的點狀打擾，而是投身田野的長期參與，連結大學生和老子弟在日常生活中相互影響，在共同行動中累積知識與藝術生產。實踐的過程，沒有捷徑，無從僥倖。
文化傳承，從來都是動態的、政治的，對歷史生成的軌跡抱持質疑、探究、反思，無非是現在對過往所能致上最高的敬意。我們受惠於時代積累的認識體系，也受限於時代建構的集體框架，定義的改寫從來就不脫時間介入的四維迷宮，後見未必更明。這本書與其說是「大學生靈安社行動」的文化保存，不如說是另一場延遲收尾、尚未結束的社會行動，召喚集體記憶出土，開放更多詮釋與創發的可能性，與當代社會對話。
＊作者為北藝大人文學院助理教授，出版中心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