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言文教學根本不是關於中文能力好壞的爭議，而是政治與文化認同的議題。把政治問題用教育問題的方式包裝，只會誤導民眾，遮蔽他們的雙眼，看不見其背後的意義。
「降低國文中文言文教學的比例」這個議題，近日在台灣吵得鬧哄哄。教育部新提出的高中課綱草案，將大幅度降低文言文教育的比例（大約降低一成），重新強調白話文的重要性。這個問題不僅僅受到政客的關注，其他教育相關的工作人員也劃分為贊成與反對兩派，互相叫囂。如作家余光中所述：「如果把它（文言文）拋掉不用，我們就會變成沒有記憶的民族！」
很多民眾關注的地方，卻往往是文言文教育是否可以提升學生的語文能力或競爭力，以及文言文在當代社會有沒有實用性。懂得引經據典或在談話寫作中帶上個成語，往往被世人所讚賞。這種看法其實就是把國語（中文）能力「標準化」了——一套以文言文為基礎的標準化過程。而這標準化其實反映的並不是學生的中文能力，而是國家希望人民怎麼去認同自己的文化。
簡單來說，語言教育的重點除了實用性以外，另一個主要目的是形塑學齡孩童的文化歸屬感。
多數學齡兒童與青少年都處在文化的探索階段，他們可能從父母與家庭的生活習俗及語言使用中，獲得了一部分的認同歸屬；與此同時，與學校同儕之間的社會化過程，也潛移默化地塑造他們自己的文化認同。即便多數人在接受義務教育時，對這些古文解釋與默背恨得牙癢癢，但不可否認，他們同時間也受到了文言文的薰陶，吸收了文言文教育中所傳達的儒家思想、大中國概念以及中華文化的道德觀。
是此，國民政府來台之後，在面對受到日本同化與皇民化教育的台灣人，自然需要大力地改造台灣人的國族與文化認同，以鞏固自己的統治合法性。在台灣民主化之後，台灣人更再度面對自身國族與文化認同的兩難。所以當民進黨政府想要縮減文言文教育的比重，其實背地裡暗藏的意思就是：想要減低過去「大中華思想」所建構的中國文化認同。
所以說，教不教文言文或教多少文言文，根本不是關於中文能力好壞的爭議，而是政治與文化認同的議題。以英美語系國家來看，學生的英文程度與他們對古英文的理解根本沒有太大的關連性；在日常生活中對語言使用的精準度與敏感度，才會創造出具競爭力的英文能力。
把政治問題用教育問題的方式包裝，根本就只會誤導民眾，遮蔽他們的雙眼，看不見其背後的意義。
＊作者為專欄作家。本文原刊《新新聞》第1592期，授權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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