賈忠偉觀點:抗戰時期—花園口掘堤戰略之運用、效果與歷史反思

2020-11-22 0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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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介紹黃河花園口掘堤戰略的運用與效果。(Leruswing@Wikipedia/CC BY-SA 3.0)

作者介紹黃河花園口掘堤戰略的運用與效果。(Leruswing@Wikipedia/CC BY-SA 3.0)

(民國27年/1938年)六月十四日:

由於吃了敗仗的支那兵破壞了黃河的堤防,河水滔滔地淹沒了大片的土地。為了我光榮的第十六師團早日從大水中逃脫出來,增派了大批偵查兵。師團總部設在尉氏城內。

六月二十七日:

……不久就來到了被洪水淹沒的窪地,高粱穗像水草一樣從水面探出了頭,好像在游泳一般。我們這些士兵是不知要走向哪裡,只是聽從命令而已……隨著時間的推移,速度加快了,相互間失去聯繫……敵人知道我們糧食不足、彈藥缺乏,像餓狼似的窮追不捨。我們後退一里,敵人就前進一里,可以說在戰場上後退比前進更困難。(摘自:東史郎(1912~2006)之《戰地日記》)(註一)

制定「以水代兵」決堤策略的決策背景

國府在「蘭封會戰」失敗(民國27年/1938年5月),日軍陸續攻陷開封、尉氏、中牟後,為避免在豫東的平原上與日軍決戰,同時也讓第一戰區的主力能安全撤到平漢鐵路以西,才正式決定實施法肯豪森將軍早在民國24年(1935年)8月20日時,就為國府所規劃《關於應付時局對策之建議》中的相關戰略建議:「最後的戰線為黃河,宜作有計劃之人工泛濫,以增厚其防禦力」。(註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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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委會(軍事委員會)在決定「以水代兵」的決堤策略之後,最初的首選卻並非花園口,而是中牟縣城北邊25公里的趙口,這裡東西距離開封、鄭州均不到百里。最重要的是──日軍大部盤踞在這一帶,黃河水一旦放出,會把日軍滯留在這片土地上。

但趙口的決堤行動進行的非常不順利,不得已才轉換到與趙口相距26公里的花園口--花園口位於鄭州市北郊約18公里的黃河岸邊。清代,這裏曾是黃河渡口,且因舊有花園一處,遂名花園口。

這個決定也得到了當地水利專家的肯定,因為黃河的河道有「銅頭鐵尾豆腐腰」的說法,所謂「豆腐腰」,就是指河南孟津縣到黃河入海口一帶,意思是說黃河堤防所在的腰部,好像豆腐一樣容易被洪水沖決。

花園口就恰恰處在黃河腰部上端的彎曲部,河水洶洶而來,到腳下突然受阻,壓力較之直線處為大,容易沖垮河堤。而且從地圖上看,待河水從花園口一帶破堤湧出,漫過巳被日寇佔領的開封、中牟、尉氏、通許、扶溝、西華等縣境後,便可注入賈魯河,向東南而行,流入淮河。賈魯河道,可成為一道天然屏障,阻止黃河水無邊漫流,應可減少人民所受之損失,因此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美國的軍事教科書還特別把「花園口決堤事件」作為一個作戰成功的案例來說明。(註三)

6月9日,花園口決堤放水,初期這場人造洪水的水深很淺,大約60~90公分之間,但隨著時間的拉長,氾濫範圍逐漸加大,總計淹沒了44個縣,54,000平方公里……除了淹死的外,還有更多的無辜百姓死於飢餓和傳染病。(註四)

兩岸隔海對峙,影響了歷史真相的紀錄

由於兩岸早期對立嚴重,這自然也影響了大陸對於抗戰歷史的詮釋。中國作協(中國作家協會)會員梅桑榆(原名梅曉東)在他所寫的:《花園口~1938》(二十一世紀出版社/2013.06.01)一書中就完全依據中共對於抗戰歷史的基調指控:事件(花園口決堤)使豫皖蘇三省44個縣市受災,黃河氾濫面積達5.4萬平方公里,造成89萬人死亡,1,200萬人流離失所。但上海師範大學法政學院教授洪小夏,在重新爬梳資料後,找到了跟以往截然不同的結論。夏教授認為使用決堤戰術在當時確實是禦敵的有效之舉,但過去宣稱黃泛區人民死亡人數達89萬人則是誤傳。「這個數字是1938年6月黃河決堤到1947年3月黃河歸故期間,河南、江蘇、安徽三省所有病、餓、溺死亡的人數,當時因決堤所造成的死亡人數約為3萬人左右。」(參見附註說明1)

其實早在1985年8月,即紀念抗戰勝利40週年時,中共將抗戰區分出兩個戰場:國民黨政府負責的「正面戰場」和共產黨所領導之八路軍、新四軍、游擊隊所負責的「敵後戰場」後。大陸的歷史學界,對於花園口決堤事件的詮釋,態度就變的比較持平,在1997年8月28日,由河南人民政府與中共中央水利部黃河水利委員會所重立的《黃河花園口決堤堵口記事碑》中是這麼寫的:「決口後,泛區長四百公里,寬三十至八十公里,合豫,皖,蘇三省四十四個縣市,受災人口一千兩百五十萬,淹沒耕地一千兩百六十三萬餘畝。水災,蝗災使泛區饑民掙扎,餓殍枕藉,又加戰亂兵匪之憂,八年多共死亡八十九萬人,逃亡三百九十一萬人。這次決口所造成的劫難,是黃河災害史上最嚴重的一次。」

1938年,國民政府和國軍向黃氾區災民發放救濟物質。(作者提供)
1938年,國民政府和國軍向黃氾區災民發放救濟物質。(作者提供)

郝柏村先生在他所口述的《郝柏村~重返抗日戰場》書中指出:「這些統計數據或有所本,我沒有太大意見,但如果將八年抗戰期間,老百姓在這個地區的所有旱災,兵災損失,都算在花園口決堤這件事上,不但不客觀也完全忽略了日本軍閥才是罪魁禍首的事實。國民政府決堤的動機,及其所達到的正面效果,則未見載於碑文中,顯然忽略了件事情的真正意義」。(註五)

而由郝柏村口述、何世同將軍編校的《血淚與榮耀~郝柏村還原全面抗戰真相(1937~1945)》一書中對花園口決堤之戰術運所帶來之影響,則再度強調:徐州會戰結束後,國軍主力向西轉進,日軍機械化部隊沿隴海鐵路平原地帶急速西進,開封失守,鄭州告急。

鄭州是隴海嶼坪和鐵路的交會點,日軍一旦奪取,即可延平漢鐵路,由北向南攻擊國軍武漢陣線的側翼。當時國軍主力部署在武漢以東的淮河與長江之間,武漢以北兵力薄弱,日軍機械化部隊若由此南下,中國立即被縱斷為二,國民政府持久抗戰的戰略佈局,不但前功盡棄,還要面臨主力被包圍殲滅的嚴重後果。

花園口決堤之後,日軍在開封附近的兩個機械化師團立即為大水所困,動彈不得,後續跟進的六個師團亦為泥濘所阻,無法前進;迫使日軍只得放棄由平漢路南下行動,轉由安徽大別山區進入鄂東,向西進攻武漢。

此舉不但確保了武漢戰略側翼的安全,使國軍放棄武漢,主力有自由轉進的機會,也讓武漢會戰多支持了幾個月,爭取到部署大後方基地的寶貴時間,更讓鄭州、洛陽多守了六年,(對抗戰結果)影響至大……也就是說,若無花園口決堤,不但國軍無法遂行持久作戰,甚至連向後轉進的機會都沒有,日軍鯨吞中國野心,恐怕就畢其功於此役。(註六)

決堤親歷者的證言

曾親身參與決堤的熊先煜先生(1913~1999,當時熊先煜是國民革命軍陸軍新八師參謀,畢業於黃埔軍校洛陽分校第四期、陸軍大學第五期。中共建政後擔任重慶市文史館員、政協委員)晚年在《花園口決堤真相揭密》(由熊先煜口述,羅學蓬整理,羅學蓬曾擔任重慶市政協委員)一文中指出──花園口決堤的目的是淹沒敵軍,「以水代兵」消滅其有生力量,這是不準確的。統帥部直接的軍事目的是放出黃河水造成地障,以阻止和遲滯敵寇的進攻,為我軍機動爭取時間。當然,洪水湧出後給敵人造成的損失,確實是重大的。那麼,這一軍事目的是否達到呢?

黃河水給日軍造成的創傷,可以從日本官方的文件中得以佐證。

(一)日本防衛廳防衛研究所戰史室編寫的《中國事變陸軍作戰史》中寫到:「6月10日前後,中國軍隊在京水鎮(鄭州以北15公里處)附近,掘開了黃河南岸的堤防。

因此,黃河濁流向東南奔流,中牟首先進水,逐日擴大,從朱仙鎮、尉氏、太康,一直影響到蚌埠。第二軍6月13日為救援孤立在中牟的第14師團一部,從第5、第10、第114師團兵站抽調工兵各一個中隊及架橋材料一個中隊,配屬給第14師團。隨後於16日又從第一軍調來獨立工兵第2聯隊主力及渡河材料一個中隊。6月15日以後,由於泛濫的河水擴大到尉氏的第16師團方面,第二軍除調回第14師團兩個工兵中隊外,又逐次增加架橋材料兩個中隊,摺疊船40隻, 獨立工兵第11聯隊主力支援,然後向泛濫地帶以外撤退。方面軍於6月17日命令臨時航空兵團全力以赴援助第十六師團方面的補給。用運輸機、輕重轟炸機,在 6月16至24日之間給兩個師團投下補給糧秣、衛生材料等,合計約161.5噸。29日,方面軍在徐州舉行聯合追悼大會。僅第二軍死於洪水人數便達到7,452名之多。」

(二)日本大本營陸軍部撰有日軍侵華史長編。

其中第440頁記載如下:「中國軍隊6月10日左右於鄭州東北掘開黃河堤防,使黃河水向東南方向湧出,採取了水淹戰術,淹沒了自己的廣大沃野,形成了經中牟、尉氏、周口、阜陽連接淮河的大地障,給我軍行動造成極大困難。」(參見附註說明2)

日軍搶救遭受洪水圍困的車輛。(作者提供)
日軍搶救遭受洪水圍困的車輛。(作者提供)

而據我方目擊者說:「洪水到處,日軍驚恐萬狀,東奔西突,人馬踐踏,車、馬、人員淹沒不計其數。」

毫無疑問,這是中華民族所承受的極其慘重的犧牲。也正由於這一慘重的犧牲,才改變了嚴重不利於我的戰爭態勢,粉碎了氣焰囂張的日寇奪取鄭州後(當時統 帥部已決定放棄鄭州)迅速南取武漢、西襲潼關的企圖。如果沒有黃泛區阻隔,鄭州淪陷後,敵人必然直逼武漢;而由豫至鄂,不僅有鐵路運輸,而且地勢平坦,極利敵之機械化部隊縱橫馳騁。我軍能據險堵截的,僅一武勝關而巳,一遭突破,戰局不堪設想。

花園口決堤後,由於形成黃泛區這一鉅大地障,終於迫使敵人止步於平漢路以東,我唐、白河流域及漢水中游方得以免遭敵鐵蹄踐踏。唐、白河流域人口眾多,地域寬廣平坦,土地肥沃物產豐富,有力地支援了抗戰。正由於有了黃泛區這一地障,我第一、第五戰區才分別得以在洛陽、老河口立足,與江南諸戰區遙相呼應,從而確保西北、屏障陪都。

單純從軍事角度講,花園口決堤,乃是我國處於經濟、軍事、科學、工業全面落後的情況下,面對強敵不得不採取的「斷臂圖存」之舉,事關國家危亡,華胄存續。作出局部之重大犧牲,而換取民族之慘勝,後人是應該理解的。(註七)

兩岸學者重新挖掘真相

大陸民國史專家馬振犢教授在《抗戰中的蔣介石》一書中指出:「一個無可奈何的計謀,使豫、皖、蘇三省44個縣54,000平方公里土地陸沉水底,80餘萬人葬身魚腹,1,000多萬人流離失所。軍力不如人.蔣介石才出此下策。弱國、弱軍的悲哀。

單純的從軍事角度講,花園口決堤乃是我國處於全面落後的狀況下,面對強敵不得不採取的『斷臂圖存』之舉,事關國家危亡,華冑存續,欲做出局度之重大犧牲而保存民族之最高利益……黃河大水使日軍統帥部原定作戰計畫被打亂,只好變更戰略進攻路線,改以華中方面軍繞道合肥、安慶沿長江一線主攻武漢」。(註九)

楊晨光博士在《武漢會戰之研究》一文中強調:「……從國軍方面的紀錄,吾人也早知歷經淞滬會戰、南京保衛戰、徐州會戰迄未長期整補的國軍部隊,能在武漢會戰中阻敵已是一種奇蹟,若不借助地形地障之利,國軍如何與日軍作戰?……即便日軍後來佔領了武漢、並派重兵駐紮--由於武漢市位於江漢匯流處,水運便利,明清時期就有『九省通衢』的美稱--這使得日軍擁有了四處出兵作戰的自由。

但當時以黃河黃泛區之阻隔,武漢和華北通路斷絕,軍需兵力必需以日本海軍及船舶運送,轉送兵力不便,駐紮武漢的日軍各部已成為滲入中國內陸的一支孤軍,作用有限。除了消耗戰力、兵力以外,以武漢軍西侵不能攻破三峽天險,南進不足以越湖南、廣西、貴州千里奔襲工入四川的時戰經驗觀察,這支駐屯於華中的日軍部隊只有誇耀性的功能,而無法實質上進行有戰略意義的軍事行動。」(註十)也因為黃泛區的有效阻擋,日軍直到1944年的「豫湘桂戰役」(日方稱之為「一號作戰」或「大陸打通作戰」)後,才攻入新黃河以西地區,佔領河南中西部。

而花園口決堤也為後來國共內戰帶的結局來了意想不到變化,英國牛津大學中國史教授穆盛博(Micah Muscolino,哈佛大學歷史博士)在他所寫的《中國的戰爭生態學:河南、黃河及其他(1938~1950)》有一段敘述很特別:「1946年,聯總(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UNRRA)開始計畫修復花園口缺口,同時引挖水渠迫使黃河回到故道(參見附註說明3)。但中國國內軍事和政治形勢使工程變得政治化。是年,黃河成為國民黨和共產黨在華北的分界線。中共控制了黃河北岸,包括黃河1938年改道前的河道,因此要求相應的糧食和資金補助,以重新岸置已經在黃河故道安家的40萬居民。黃河再一次成為國民黨打擊對手的軍事資源:國軍從政府處接手工程,1947年初,在沒有事先通知各方的情況下完成了花園口堵口工程,迫使黃河重回故道,淹沒了500多個村莊,十多萬人無家可歸。

堵口工程本身為河南災民提供了急需的工作和食糧,對河南農業帶來的好處也顯而易見。至1947年夏天,80%的原黃泛區成為耕田。黃河重歸故道後,河南人口增加,農業復甦,戰略重要性凸顯,國共雙方對河南的爭奪也日趨激烈。隨著黃河的再次改道,國共之間的天然屏障愈來愈窄。1947年,雙方在河南開始短兵相接,小規模戰鬥爆發,雙方開始向當地徵糧、徵兵。共產黨稅收本來就低於國民黨,而泛黃區大量的無主土地和混換的土地使用權極大地便利了共產黨重新分配土地的政策,吸引難民加入;國民黨與農民的關係則愈來愈緊張,很多人轉向支持共產黨。

1949年,共產黨在國共內戰中取得了最終的勝利。到1950年代,黃河泛黃區人口已經恢復,西華、扶溝等地的糧食產量超越戰前,但河南的生態環境持續惡化。黃河留下的淤泥質地不同、深度不同,需要制定不同的耕作策略。每到冬天和春天,新沉積土容易受風患。黃河淤泥也堵塞了淮河的支流,沖毀了數百公里的堤壩,使該的生態脆弱。治理淮河和建立大面積的防風帶將成為共產黨日後艱巨的工程,其影響一直持續到1958年的大躍進。至此,戰爭中河南的故事告一段落。」(註十一)

附註說明:

(一)

(Ⅰ)早期一般大陸對於花園口決堤之記載,可參見張獻文教授之著作--

以黃河的氾濫來達到軍事目的,這在中國歷史上屢見不鮮。因此,徐州會戰失利後,就有許多人建議採取「水攻」。5月26日,何成璞(1889~1944)向參謀部建議:「查黃河現屆桃汛,考城西尤以蘭封屈折部衝力最猛,倘施工決口,則黃水即循故道直奔徐州,不特大地氾濫,使敵機械化部隊失其效能,抑且足以摧毀其戰力,使其打通津浦之企圖仍歸泡影,幸及早圖之」。

豫東戰役的失敗,使鄭州和平漢鐵路受到嚴重威脅,尤其是鄭州如果陷落,將給武漢會戰帶來非常不利的影響。於是,蔣介石終於決定掘開黃河大堤,以氾濫的洪水來阻止日軍的攻勢。由於「掘口事關重要」,蔣介石指派掘堤工作由商震負責。

6月4日晨,第53軍1個團奉命在中牟縣境內趙口挖掘黃河大堤,次日又加派第39軍1個團協助,並懸賞法幣千元,以圖加快速度。當晚,工兵營用黃色炸藥和地雷炸開堤內斜面石基,開始放水,但因黃河「春冬水落」,水發量小,「僅流丈餘,即因決口兩岸內斜面過於急峻,遂致傾頹,水道阻塞不通」而告失敗。於是,第39軍軍長劉和鼎又另派1團士兵在第一道決口以東30米處掘第二道決口。同時,擔任黃河鐵路守備的新8師師長蔣在珍建議在鄭縣之花園口另作第三道決口……6月9日晨6時,用炸藥炸毀了堤內斜面石基,9時放水,「初水勢不大,約一小時後,因水沖刷,決口擴至10餘公尺,水勢遂益猛烈」。後來又用平射砲2門向已挖薄的堤岸轟擊,將缺口又打寬約2丈,「水勢驟猛,似萬馬奔騰」。「時值天雨……決口愈沖愈大,水勢漫延而下」,京水鎮以西一片汪洋,盡成澤國。

花園口決堤後,黃河之水沿京水鎮以南的索須河、賈魯河以東地區向東南流去,開始流速尚緩,12日水流才到達隴海線鄭州以東的白沙車站附近,水寬約1公里左右。但同日趙口的決口亦被河水沖刷開來,河水由趙口以西的三劉寨直向南瀉,在中牟同花園口水流匯合後繼續沿賈魯河南流,14日水頭抵達尉氏,16日流至鄢陵、扶溝,18日流達西華、太康、淮陽,20日水頭到達周家口,由周家口流人沙河向太和、阜陽而去,流進淮河,東入洪澤湖,再經界首匯人運河,沿運河南下進入長江,流入東海。整個黃泛區由西北至東南,長達400餘公里,途經豫、皖、蘇3省44個縣。

花園口、趙口決堤,在軍事上取得了暫時的成功,給日軍西進平漢線造成困難。第14師團1個混成聯隊,砲兵1個大隊,騎兵1個中隊,坦克10餘輛在中牟被困。中牟附近水寬約15公里,水深3米,該股日軍除一部向東南退去外,大部退入城內用沙包堵塞城門。第16師團主力亦被洪水圍困在尉氏、朱曲鎮、朱仙鎮、南北曹附近。尉氏一帶水寬約30餘公里,日軍紛紛收集門板及其它渡河工具,準備東逃。由於洪水氾濫,日軍不得不中止向鄭州的進攻。日軍由鐵道東撤部隊萬餘人,由黃河北渡部隊7,000餘人。

同時,日軍為援救被洪水困住的第14、第16師團,抽調了2個工兵聯隊、4個工兵中隊、4個架橋材料中隊以及大批的汽艇、船隻、彈藥、給養向西運去。其空軍「在16日至24日之間,給2個師團投下補給糧秣、衛生材料等,合計約61噸半」。日方資料這樣記述了第14師團當時的情形:

這一招,使在華北戰場勇猛善戰的土肥原兵團,頓時陷入一片汪洋之中,顧不得物資和馬匹,紛紛逃向隴海路的路基上和中牟縣城裡避難,以圖喘息。從此,土肥原兵團成為中國飛機攻擊的好目標,開戰以來一直不露面的飛機,此時卻連袂飛來了。土肥原兵.團有如袋中之鼠,無處逃避,束手無策,在萬分苦難中度過了一個月。中國派遣軍、關東軍以至日本全國,為營救土肥原兵團動員了所有的鐵舟部隊工兵隊,與敵彈洪水搏鬥一月,才救出了土肥原兵團。

中國軍隊乘機向被圍困的日軍發動進攻。22日,公秉藩第34師克復中牟,日軍一部被殲,一部乘船東撤。張測民第20師、李英第24師亦不斷由平漢路向尉氏進攻。26日,尉氏日軍一部約2,000餘人在城東北七里頭搜集民船百餘隻,企圖東逃,一部千餘人在縣城及西郊頑抗。張師以兩個團攻城,由南、北門突入,日軍紛紛墜城東逃,被張師半途截擊,斃敵百餘名。同時,張師另以兩個團向七裡頭之敵猛攻,斃敵數百名。日軍一直到「7月7日左右,才脫離浸水地帶的難關」。

黃河決口在軍事上達到了預定的效果,使日軍無法切斷平漢路鄭漢段,由鄭州南下攻取武漢。然而,黃河的氾濫洪水並未能阻止日軍發動武漢作戰(日軍在調整部署後,又沿長江兩岸夾擊武漢),卻使豫、皖、蘇三省的近百萬人水中喪生,衝垮了無數的住宅和良田。「中國軍這一劃時代的戰術,不只使土肥原兵團受害,下游數百萬中國老百姓的田園廬舍均為洪水淹沒,老幼男女掙扎在怒濤駭浪之中,命運更為悲慘。戰爭的確是殘酷的,為了戰勝敵人,寧肯犧牲同胞而不顧」。據統計,「河南民宅沖毀140餘萬家,陸沉800餘萬畝,安徽、江蘇耕地陸沉1,100餘萬畝,傾家蕩產者480餘萬人」。所以,黃河決口所帶來的政治、經濟損失遠遠超過了在軍事上取得的暫時利益。

蔣介石和國民政府對於黃河決口將帶來的嚴重後果是十分清楚的,他們一直掩蓋事實真相。國民黨中央的宣傳機器聲稱,日軍的飛機轟炸時,炸塌了黃河大堤而導致黃河決口氾濫。勿庸置疑,日本帝國主義發動的侵華戰爭是造成黃河氾濫的主要根源,但國民黨採取的片面抗戰路線卻是導致這場災難的直接原因。因為在現代戰爭中,這種做法並不能十分奏效。如果國民政府能廣泛發動民眾開展抗日武裝鬥爭,其牽制力量必定會比消極的以水代兵大得多。(註十二)

(Ⅱ)但專研--中國近現代史、中華民國史、中國現代化的上海師範大學法政學院教授洪小夏(南京大學歷史博士),在參與了由胡佛研究院研究員郭岱君主持的「重探抗戰史」計畫後,卻有了完全不一樣的結論,夏教授指出--過去一般以為黃泛區人民死亡人數高達89萬的說法其實是錯誤的計算,該數字為1939年6月黃河決堤至1947年3月期間,河南、江蘇、安徽三省所有病、餓、溺死的人數;若單就決堤一事而言,死亡人數約在3萬人左右。此外「花園口決堤」確實成功保住武漢,有其禦敵之效,而非外界「罔顧人民性命」的指控。(註十三)除了花園口決堤的研究外,洪小夏教授對古寧頭戰役也有相當深入的研究,曾經寫了《血祭金門》一書,2018年3月14日,當選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政協主席的汪洋,在比較了徐焰的《金門之戰》(1992年版)與叢樂天等編的《回顧金門登陸戰》(1994年版)這兩本書後,就直言《血祭金門》(2001年版)--「毫無疑問,這部書從正視歷史、反思戰爭的角度都具有催人淚下的震撼力。」

(二),熊先煜先生所引用之資料與我國防部史政編譯局所編譯之--《華中華南作戰及對華戰略之轉變~初期陸軍作戰(二)》是一樣的,兩岸翻譯的內容差不多,但有些地方的記載有些許差異:

(1)方面軍於6月17日命令臨時航空兵團全力以赴援助第十六師團方面的補給。用運輸機、輕重轟炸機,在 6月16至24日之間給兩個師團投下補給糧秣、衛生材料等,合計約161.5噸;但在史政編譯局所譯的書中紀錄則僅投下61.5噸。另外張憲文教授所寫的《抗日戰爭的正面戰場》(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中所列的資料與史政編譯局相同。

(2)29日,方面軍在徐州舉行聯合追悼大會。僅第二軍死於洪水人數便達到7,452名之多;但在我方的翻譯則是--翌29日於徐州舉行聯合慰靈式(隸屬第二軍之戰死者共7,452名)。(註十四)

(三),花園口黃河堤防的合攏工程是在民國35年(1946年)3月15日凌晨4時開始動工,民國36年(1947年)7月20日完工,歷時16個月的工期,花費390億,用工320萬人次,後來擔任臺大校長、當時擔任河南大學教授兼工學院院長的閻振興先生(1912~2005,美國愛荷華大學工學博士)當年就在此擔任過工程師。(註十五)

附註:

(註一)參見東史郎:《戰地日記》(商務(香港)印書館),p98~100。

(註二)民國25年(1936年),法肯豪森將軍又再提出掘黃河堤以阻敵之建議。其他如馮玉祥、白崇禧、陳誠、何成璞將軍等也都曾向蔣委員長建議放黃河之水的策略。

參見

(Ⅰ)王鴻諒:《1938年6月9日:戰爭邏輯下的花園口》(《三聯生活週刊》/2005年第20期)。

(Ⅱ)張憲文主編:《抗日戰爭的正面戰場》(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p113~130。

(註三)郝柏村:《郝柏村~重返抗日戰場》(天下文化),p85。

(註四)參見廖彥博:《抗戰新視野~決勝看八年》(天下文化),p108~109。

(註五)參見

(Ⅰ)郝柏村:《郝柏村~重返抗日戰場》(天下文化),p79~80。

(Ⅱ)中文《維基百科》之【花園口決堤事件】──據國民政府行政院善後救濟總署統計:河南、安徽和江蘇三省44個縣市因此受災,3,911,354人外逃,893,303人死亡,經濟損失10.9176億元。

(Ⅲ)根據畢春富在《抗戰江河掘口祕史》中的記載,整個黃河氾濫殃及約15,000平方公里,約500萬百姓死飽受水患,300萬人逃離故土(流浪他鄉),4、50萬人死於洪流及繼水災而起之饑饉、疫癆。

(Ⅳ)江飛宇:《抗日戰爭期間的斷腕之策:花園口決堤》

(註六)參見

(Ⅰ)郝柏村口述、何世同編校:《血淚與榮耀~郝柏村還原全面抗戰真相(1937~1945)》(天下文化),p194~196。

(Ⅱ)吳湘湘:《第二次中日戰爭史(上/下)》(綜合月刊社),p446~447。

(註七)參見熊先煜:《花園口決堤真相揭密》(由熊先煜口述,羅學蓬整理,羅學蓬曾擔任重慶市政協委員)。

(註八)參見廖泫銘:《黃河花園口決堤地圖》作者時任:中央研究院地理資訊科學研究專題中心研究助技師、中華民國地圖學會第十四屆理事)

(註九)參見馬振犢:《抗戰中的蔣介石》(崧燁文化),p131~133。
(註十)參見楊晨光:《武漢會戰之研究》(刊載於軍事史評論第23期/105.6)。

日軍直到抗戰末期的1944年豫湘桂戰役,才攻入新黃河以西地區,佔領河南中西部。這其中固然有日軍兵力不足的因素,但因黃河決堤形成的黃泛區阻擋更是重要原因。

(註十一)參見侯曉佳:《國殤?河殤?評Micah S. Muscolino, The Ecology of War in China: Henan Province, the. Yellow River, and Beyond, 1938~1950》(二十一世紀評論/2018年2月號/第一六五期》。

(註十二)參見張憲文主編:《抗日戰爭的正面戰場》(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p113~130。
(註十三)參見

(Ⅰ)李怡芸:《重探抗戰史~黃河決堤有效禦敵》(旺報/2015.09.30)。

(Ⅱ)郭欣華:《重探抗戰史~花園口決堤確實抵禦日本攻勢》(中國密報雜誌社第39期/ 2015.11.3)。

(註十四)參見--《華中華南作戰及對華戰略之轉變~初期陸軍作戰(二)》(國防部史政編譯局所編譯/日軍對華作戰紀要叢書2),p119~121。

(註十五)參見--郝柏村:《郝柏村~重返抗日戰場》(天下文化),p84。

*作者為文史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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