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1天要檢查很多次很多次、身分證一定要在她身邊……那恐懼到她晚年住院、人生終點，病床還是要放個包包、包包裡要放身分證，這種騷擾，真的到死都很難結束……」
促轉會11日舉行「政治檔案徵集與研究初探發表會」，揭露7萬7000案以上警政署監控檔案同時，也邀請白色恐怖受難家屬現身說法。促轉會主委楊翠表示，促轉會於10月左右陸續邀請家屬看檔案，雖然家屬都是第1次看到檔案，卻都不是第1次知道自己被監控。受難者黃溫恭之女黃春蘭便說，家中被監控騷擾最嚴重的就是母親，母親就算失智了也要1天多次檢查身分證、一定要帶身邊、害怕沒身分證就會被警察「抓去關」，直到臨終前，病床一旁都還是放著有各種證件在內的大包包，隨時準備好給警察盤查。
黃鈴蘭、黃春蘭姐妹的父親黃溫恭在1953年遭槍決，那時黃鈴蘭2歲、黃春蘭才5個月大，談起看完監控檔案的心情，黃春蘭直言「憤怒、毛骨悚然、難以入眠。」她感嘆，身為家屬她無法選擇，還在媽媽肚子裡時爸爸就被捕、出生5個月爸爸就被槍決，她從小一直不明白自己家裡發生什麼事，直到18歲才開始體會到國家各種對人的侵犯。
黃春蘭在檔案中看到，情治機關記載她1975年6月17日，原欲申請獎學金往美國留學，之後卻表示不願出國留學，「我看這個情緒馬上上來，所有人都知道我想出國，但你（政府）不讓我出國，為什麼這裡寫說我『不願出國』？」後來黃春蘭細想，那時她被禁止出境、到成功大學當助教，曾有個回台灣的留學生問她「想不想出國」，她根本不可能跟一個陌生人說自己父親被槍決、母女被監控的遭遇，就只能淡淡回答，她不想出國。
「是不是連個試圖跟你認識的人都是spy？」
「這事回想起來，我覺得很可怕，是不是連個試圖跟你認識的人都是spy（間諜）？這就是製造一個不安的環境、層層監控騷擾，從上個工作地移到下個居住地、只要一搬馬上就來……」黃春蘭如此回憶那些年受到的監控，卻也說「但我想，被監控、騷擾最嚴重的應該是我媽媽。」
黃春蘭說，媽媽楊清蓮是比較保守、退縮的個性，當媽媽年紀大了患上失智症，黃春蘭決定印刷護貝一張假的身分證給媽媽、把正本保管好。儘管媽媽不知道手上的身分證是假的，媽媽仍一定要身分證在身邊、1天會檢查很多次很多次，有時候黃春蘭不耐煩會唸媽媽「找不到，我印100張給妳啦！」媽媽只會回「身分證不見了，會給人抓去關！」
身為政治犯家屬，楊清蓮不管走到哪都會被警察盤問、害怕得隨時準備好身分證，即便已經臨終躺在病床上，床頭仍有個放滿各種證件的包包，黃春蘭嘆，這些騷擾真的是到死也很難停止的，「作為個人，我們怎麼跟國家這樣長期對抗？」
怕孩子亂講話 兒子：隔壁房間沒耳朵啊
儘管當年黃溫恭留下的妻女都知道自己被監控，但真正看到檔案，長女黃鈴蘭還是非常驚嚇。黃鈴蘭說，她不知道檔案會寫得那樣鉅細靡遺，連高中畢業薪水多少、結婚後戶口遷哪都一筆筆記好，住在新竹時的檔案還寫黃鈴蘭當時讀《中央日報》、《中國時報》，甚至連黃鈴蘭在家教小孩彈鋼琴都知道，幾乎等於進到家庭監控。
「那時候被監控的每個家庭都很恐慌，現在解嚴了，那種沉重的壓力還是有……」黃鈴蘭回憶，那時小兒子大概3、4歲，她急著教兒子「在家不要亂講話」、「隔牆有耳」，兒子竟就真的跑去隔壁房間東張西望，看完以後天真問，「隔壁房間沒耳朵啊，媽媽，妳怎麼說有耳朵？」
黃春蘭則說，她直到今天才知當年國家用非常多人力、物力對「特殊分子」做監控，「要花很多很多的錢，人民的稅金是這樣浪費，我覺得很不應該……」
「蔣魔圖騰籠罩台灣，對受難家屬天天凌遲」
對於促轉會持續推動政治檔案徵集公開、還原歷史真相，黃春蘭直說「很感謝促轉會的努力」，但同時也說，她無論從台北車站轉車到台大、到學校演講，隨時都可能碰到「蔣魔」（前總統蔣介石）的紀念館站名、銅像。黃春蘭盼望「我希望這些東西一步步來、加快點、趕快把『蔣魔』的圖騰消失──這些圖騰籠罩台灣，一天天凌遲台灣人、無分本省外省人，對我們受難家屬更是陰魂不散、天天凌遲……」
國家動員監控政治犯家屬，家屬多半是當年就知情。原住民受難者湯守仁於1954年遭槍決、長子湯進賢當時7歲，如今超過70歲的湯進賢回憶，他讀國小時常被其他孩子罵「匪諜的小孩」，一開始聽不懂、以為是某種蝴蝶，「我到初中才感受到這種蝴蝶不好當，一直到現在，我都還不知道這蝴蝶是不是一直在我身上、沒有飛過去……」雖然湯進賢幼時受到外公一家人照顧、沒有感受太多生活上的苦，但從高中到當兵，湯進賢開始感受到壓力。
湯進賢一家住阿里山、高中在嘉義市區讀，因為往返不便，湯進賢只有寒暑假才會回家，但回家第1個見到的時常不是家人，而是管區警員，「他一直問我過去3、4個月跟誰見面，我說，我還能跟誰見面？我家很窮，我沒辦法去別的地方去玩、去交朋友！」當兵時也是，有1次湯進賢放假試著先不寫信告訴家人、直接回家，當他靠近家門時，不意外，管區警員已經到家了，部隊單位早已通知當地派出所。
「懷疑現在有沒有被監控，家裡電話都聽不清楚啊！」
被監控的記憶，受難者郭廷亮長子郭家瑜直言，雖然今年已70歲、一直想忘掉過去，但真的無法忘掉。郭家瑜也是從小就知到自己被監控，朋友可能就是職業學生，教到他的老師還要負責寫報告，「哪個老師教到我就倒楣」，「不只18歲，我都懷疑我自己到現在有沒有被監控，家裡電話都聽不清楚啊！」
郭廷亮長女郭志強也記得，當年父親遇難，他們外省家庭在台灣舉目無親，情治單位為了方便監控一家人，讓他們從高雄搬家到台北圓山、又從圓山搬到中和。1959年八七水災那時郭志強6歲，她拚了命守住桌子、不怕淹進屋子裡的黃水，就是希望家裡不要丟掉半點東西，丟任何一項都是經濟上極大負擔。
不只生活困難，郭志強甚至在檔案看見媽媽被情治人員污衊跟眷村男人看電影、污衊跟父親同案被告「姘居」，10月到促轉會看檔案時，研究員就問郭志強「妳願意公開檔案嗎？」郭志強秒答「願意」，儘管母親在檔案中不斷受到污衊，檔案卻也可以呈現國民黨對受難者家屬的懲治是如何罄竹難書、百般攻擊，「我們家族受的苦難，只是國民黨統治下冰山一角。」
1950年遭槍決的鍾浩東，其孫女鍾吟真在1980年才出生，然而近日鍾吟真也驚愕得知，原來她也被算進當年政府監控名單裡，甚至還包括很多早就沒聯絡的親戚。「那天要去促轉會看檔案，我們是全家去的，因為我們家東西太多、有夠厚的……我看監控名單，很多人我根本不知道是誰，問爸爸他也不知道──我家名單3頁寫滿幾十人，這些人可能連我都沒見過、連我爸都很少見過，我家鄉在美濃，阿公過世以後很窮又被監控，要跟親戚往來很難……」
對於這份監控名冊，鍾吟真自嘲還滿「受寵若驚」的、情治單位居然幫鍾家把族譜都寫好了，爸爸一個個對名字才想起來這是誰家大兒子、這誰家小女兒，但同時也有位親戚的狀況讓她震撼。那是她的1位伯公（鍾浩東的1位大哥），伯公在美濃種田、生活單純、跟阿公幾乎沒交集，卻也一生都在國民黨監控下。雖然鍾吟真在檔案看到在地派出所曾向上級提出申請，說伯公年紀大了、什麼都不懂、是不是別再監控了，但接下來看到的檔案，是到伯公因病過世後才解除監控。
「當局寧可錯殺一百、不願放過一人」
「從這事我看到，中國國民黨對於監控這事、對鞏固其既有政治勢力是不遺餘力、不計代價……這裡面有太多毫無監控價值的人，你監控他毫無意義，但當局寧可錯殺一百、不願放過一人。」鍾吟真說。
對於監控內容，雖然促轉會可能會擔憂部分監控檔案對當事人是污衊、記載可能不實、擔憂家屬不願公開，鍾吟真強調，「檔案是真是假重要嗎？他稱讚你，你就會開心嗎？你被寫壞話跟好話，有差別嗎？不義的是監控這行為，這批檔案重要的是告訴世人，監控隨處存在、無所不用其極的壓迫真的存在，對人民壓迫才是重點。」
比起內容，鍾吟真最驚訝的是看到好幾份檔案的受文單位竟是「國民黨中央黨部」，她忍不住驚呼，「我們的政府機關要向黨部彙報耶，這事放在任何一個民主國家都不可以被接受吧？目前能接受的，只有一些極權國家吧？這是我在其中看到最荒謬的事，我們政府機關要向一個政黨的黨中央報告、報告說我目前監控到什麼！」鍾吟真也建議促轉會，如果有檔案遺漏，或許可向國民黨中央黨部要檔案，「反正情治單位都會彙報給他們，說不定就在他們地下室。」
關於轉型正義的意義，鍾吟真說，或許有人會認為是要「撫平家屬傷痛」，另一群人可能聚焦在受難者的意識形態、檢查對方是不是真的共產黨員，但在她自己看來，重點是國家該做什麼、不應該做什麼，人民不該畏懼政府，這是最基本的。
「恐懼從來不會帶來安全、也不會保你平安，所以不要怕」
鍾吟真說，白色恐怖在鍾家不是秘密，雖然父親從小沒看過爸爸（鍾浩東），阿嬤從不對孩子隱瞞、清楚告知事實，阿嬤也一直知道全家人被監視，對孩子再三強調的家教是「不要害怕」：「因為害怕沒有用，當一個政權要對付你、強勢要欺壓弱勢都一樣，恐懼從來都不會帶來安全、也不會保你平安，所以不要害怕。這是我家面對白色恐怖跟過往歷史的最大態度，永遠不要害怕政府，是政府要害怕你的人民。」
鍾吟真強調，雖然感謝蔡英文政府在轉型正義的努力，但轉型正義不該是政府的「恩賜」而是「義務」，希望政府加快腳步。「轉型正義不只是為了清算過去、撫平傷痛，我有個小孩了，我要的是未來。希望我們下一代、下下代可以真正成為台灣人，知道自己國家定位在哪、有真正的國家，透過轉型正義確保國家不再犯同樣的錯，人民可以得到真正的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