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個借鑑是：我們需要一個高層級且具權威性的體系，將各國與各個國際機構組織在一起，合作對抗疾病，如此一來不會再有人試圖隱瞞令人憂心的疫情，眾人從一開始就共同合作。在傳染病原尚可圍堵時，至少我們需要可以早期偵測到群聚個案的監測系統—在更多地方設置像中國在 SARS 過後裝設的電腦警示通報系統或類似系統，將是很棒的起步，尤其如果這些警示能夠廣為分享的話。稍後我們再來討論可能的作法。
此外，世界需要開始認真看待全球大流行的威脅和科學家的警告。新冠病毒就是一個大威脅。至於科學家，他們的警告會不會被認真看待永遠取決於人們是否願意面對現實，以及政府是否清廉。但是我們至少能希望一般人更願意把科學家的話聽進去，因為新冠疫情已經告訴我們事實、證據和誠信有多重要，而非密而不宣、意識形態或痴心妄想。
理解新冠肺炎如何出現之後，第二章大致介紹了新興病毒。截至一九六○年代，我們已經以社會繁榮和疫苗擊敗多數傳染病，隨後我們就從預防傳染病所必須的公衛投入上撤資，即使一九八○年代愛滋病敲響警鐘，一九九二年美國科學家預警將出現更多新病毒，以及到了二○○八年有證據支持人類從野生動物身上感染到人畜共同傳染病的機率愈來愈高。世衛組織曾列出一份最令人憂心的病毒清單，包括冠狀病毒和諸如伊波拉和立百病毒之類的可怕病原，我們可據以製造疫苖和診斷檢測。但到目前為止，可派上用場者極少。
我說新冠肺炎是一場原本不應該發生的全球大流行。其實從一九九二年開始，科學家就不斷提出愈來愈多有關全球大流行風險的警示。但怎麼會一方面警告說某件事將會發生，然後又說它不應該發生呢？
道理很簡單，這就是警示的目的。我們對於警示沒有採取足夠的行動，而且警示已經不少了。一九九五年我寫過一則報導，主題是：「我們承受得起不去追蹤致命病毒的風險嗎？」內容則是有關在中非爆發伊波拉疫情之後，世衛組織用來監測新興傳染病的一個計畫；不過世衛會員國當時沒有核准足夠的計畫經費。（原注6）我們原本有可能做得更好嗎？ 我們當然有可能把監測和因應系統都做得更好。一九九五年之後，各國對於這類系統的資助意願提高了一些，但仍嫌不足。
第二個借鑑是：現在就必須改善監測和因應系統，首先大幅增加新興傳染病的監測，第二是投資對抗已知威脅性病原的藥物研發、疫苗和診斷技術。千萬別因為冠狀病毒肆虐就忽略了立百病毒及其他病原，尤其是立百病毒。
冠狀病毒被世衛列入優先提防的病毒清單，原因是十七年前冠狀病毒家族搞得天下大亂。這可是一大警示了。我們在第三章看到爆發冠狀病毒疫情的三個響炮：SARS、 MERS、SADS。各國顯然沒有學到SARS 帶來的兩大教訓：保護醫護人員，以及出現新的傳染威脅時要立即告知全世界。二○○三年至今，我們對於疫情通報已經有所進展，但還不夠，看看中國怎麼處理新冠疫情的。我們對抗病毒的方法也一直受到資本主義的問題所左右。即使出現各種警訊，我們依然沒有開發出任何冠狀病毒療法，因為在SARS 被終結之後，這樣的療法顯然沒有巿場。不求獲利而謀公共利益的藥物生產方式可能會再次出現，而且這麼做正是時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