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北京當局已經允許人民幣兌美元匯率大幅升值，但這並不等同讓市場決定匯率。根據IMF資料，人民幣只占全球外匯儲備資產的2%，要取代美元成為世界主要儲備貨幣，似乎還有一段長路要走。
中國央行推行的數位貨幣，重新燃起了世界對人民幣國際化的興趣，但由於北京當局擔心失去對金融體系的控制，人民幣國際化的腳步又陷入停滯。在中國前領導人胡錦濤第二任期末，一些分析人士預測，中國將最早於2020年允許人民幣自由浮動，並完全開放資本帳，現在看來宛如上輩子的事。
事後看來，那些預測過於樂觀。雖然北京當局已經允許人民幣兌美元匯率大幅升值，但這並不等同讓市場決定匯率。與此同時，資本管制反而比過去更加嚴格。這些管制限制了中國人的投資選項、助長了房地產泡沫化、阻礙中國穩定資本市場的發展。
人民幣短期無法超越英鎊與日圓
這也難怪，根據國際貨幣基金（IMF）的資料，人民幣只占全球外匯儲備資產的2%，位於英鎊（5%）、日圓（6%）、歐元（21%）和美元（61%）之後。這顯示了人民幣要取代美元成為世界主要儲備貨幣，還早得很。人民幣短期內甚至無法超越英鎊和日圓。
然而，摩根士丹利（Morgan Stanley）並不這麼認為。總部位於紐約的投資銀行在9月的一份報告中指出，隨著中國金融業對外開放，加強跨境資本市場整合，中國的跨境交易更大量使用人民幣，人民幣可能在10年內成為世界第三大儲備貨幣。
照這樣的趨勢，摩根士丹利預計，全球各國央行的外匯儲備將需要持有更多人民幣。截至2019年年底，有70家央行的外匯儲備了人民幣，前一年同期只有60家。
不過，摩根士丹利在報告中也承認，有幾個變數會阻礙這股人民幣國際化的新浪潮，像是中國金融市場對外國投資開放的速度可能不如預期，或是與美國之間的關係可能更緊張。
俄增持人民幣，欲擺脫對美元依賴
目前為止，全球主要已開發經濟體中，沒有一個急著用人民幣填補外匯儲備。人民幣在儲備貨幣中占比提高，主要是因為俄羅斯。為了努力擺脫對美元的依賴，俄羅斯在2018年增持的人民幣總量約占全球人民幣儲備的四分之一，相當於440億美元。
摩根士丹利指出，「目前尚不清楚其他國家在多大程度上會跟進，而且如果中國未能及時更廣泛地開放經濟，可能就更不樂觀。」
北京與莫斯科確實一直處於獨特的地位：它們在設法克服華府壓制國際金融體系時，有相同利益。由於擔心美國的制裁，他們的合作更多是出於市場考量。自從俄羅斯於2014年併吞克里米亞（Crimea）之後，一直受到美國制裁。中國則擔心萬一美國限制自己，就無法使用美元結算和SWIFT國際支付系統。
中國證監會副主席方星海，在6月，一場中國媒體《財新網》舉辦的論壇上表示，「這樣的事情已經發生在許多俄羅斯企業和金融機構身上。我們必須盡早做好準備——真正的準備，而不僅僅是心理上的準備。」
北京還擔心美國聯準會（Fed）會無限量化寬鬆，美元貶值可能會傷害到中國持有的大量美國國債和美元計價的資產。
方星海說：「人民幣國際化是抵銷外部金融壓力的必要條件。」
俄羅斯央行和聯邦海關總署（Federal Customs Service）的統計資料顯示，美元在中國與俄羅斯貿易結算，從2015年的90%暴跌至2020年第一季僅46%。不過「去美元化」的最大受益者並非人民幣，而是可自由兌換的歐元，它在中俄之間的結算占30%，人民幣和俄羅斯盧布合計也只占24%。
俄羅斯可能成為新興國家之列中的關鍵一員，這些國家名義上親中，且用中國數位的法定貨幣進行交易，即所謂的「數位貨幣電子支付」（Digital Currency / Electronic Payment, DCEP）。加入中國「一帶一路」的發展中國家，也可能會想利用能夠快速結算的區塊鏈交易。
這將有利於那些渴望避開美國制裁的國家，因為他們可以在華府干涉不到的區塊鏈上做交易。例如北韓和伊朗這兩個被美國前總統小布希認定的「邪惡軸心」。中國是北韓最大的貿易夥伴；而據《紐約時報》7月揭露的一份文件，中國和伊朗正在建立一項為期25年的全面戰略夥伴關係。文件中描述的條款指出，中國將投資伊朗的金融、電信和交通產業，並用更低的價格買進伊朗石油。
CIPS與SWIFT競爭，還有長路要走
數位人民幣可以與中國人民幣跨境支付系統（CIPS）掛鉤，這個系統於2015年建立，試圖促使全球用更多人民幣，減少中國對美元的依賴。目前，CIPS每天處理約194億美元，共98家機構在使用。相比之下，SWIFT每天處理6兆美元，共一萬家金融機構使用，CIPS要與SWIFT競爭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可以肯定的是，DCEP是來自主要經濟體的全球第一個央行數位貨幣（CBDC），可能也會是第一個進行大規模測試的產品。數位人民幣相關的政治框架應該會在年底前完成。中國在開發數位法定貨幣的競爭方面，可謂遙遙領先美國、歐洲、英國和日本。
美國著名智庫布魯金斯學會（Brookings Institution）高級研究員兼康乃爾大學（Cornell University）貿易政策教授普拉薩（Eswar Prasad）8月在《評論彙編》（Project Syndicate）上刊文稱：「不過，DCEP本身對外國投資者是否將人民幣視為儲備貨幣，依然沒有什麼影響。」
普拉薩注意到，北京當局仍嚴格管制資本，且把持著人民幣的匯率，他認為「這兩項政策都不太可能在短期內大幅改變」。
疫情促北京防範資本外逃
普拉薩是對的，因為比起繼續依賴美元的問題，中國政府更擔心資本外逃會為金融穩定帶來風險。如果華府想限制中國使用美元結算，就必然會嚴重干擾全球經濟和金融市場。如果中美關係完全崩潰，就可能發生這種事，不過好險目前還沒有跡象。
相較之下，中國政府一直用「打地鼠」的方式阻止資本外流。在中國，精明的投資者往往會想要離開，所以當局得定期訂立新的限制措施，想辦法把他們的錢留在中國。在武漢肺炎大流行期間，全球經濟陷入低迷，美中自1979年以來建立的外交關係也陷入低谷之際，北京當局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防範資本外逃。
與此同時，在習近平的領導下，中國對金融自由化越來越謹慎。習近平讓國家在經濟中扮演的角色變得比前朝更強大。市場機制在中國仍有作用，但發揮的效果相當有限。
然而，中國銀行保險監督管理委員會主席郭樹清在6月一場論壇上也說了：「中國在金融領域將一如既往，堅定不移地深化改革、擴大開放。」這席話說得還真用心良苦，頗讓人心安。
＊作者為台灣金融研訓院外籍特聘研究員；譯者為廖珮杏。本文原刊《台灣銀行家》，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