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中國在《世界貿易組織》(WTO)的場域裡吵著要各國承認她的「市場經濟地位」(Market Economy Status，MES)已經很久了，該國在加入WTO的《入會議定書》上，甚至要求載明於入會滿15年後，也就是去(2016)年年底時，就應自動地取得這樣的地位，可是美歐都認為中國遲未真正地實施市場經濟制度而堅不認帳，目前雙方正為著這段文字在打官司(WTO的案號為：DS515/516)，本官司的核心爭點在於會員國是否可以因為時間的經過就自動地取得「市場經濟地位」？
已經有許多人預測這場官司的勝敗會決定WTO未來有無繼續存在的必要。中國原本就不是一個實施市場經濟的國家，當年卻被容許加入WTO，可見WTO並非以會員國應具有市場經濟體制才得以入會的國際組織。
但是歐洲國家若想加入歐盟的話，情形就不是這樣。依《歐盟條約》(TEU)第2-3條規定，要加入歐盟的國家除了必須實施市場經濟制度外，同時也必須是個已實施民主法治的國家。例如希臘在1961年就已成為歐盟的《準會員國》，然因為不符合這些正式會員的體制條件，遲至1981年才獲准入盟；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入盟也是如此，當1974-5年2國先後開始實施民主政體，經濟也慢慢脫離國營或強人家族掌控的形態後，於1977年正式申請入盟，可是2國直等到1985年6月經歐盟一再確認大致具有入盟所需的國體條件後，才得以完成入盟的談判。1989年起前蘇聯集團在歐洲的附庸國相繼發生政變，集團開始瓦解，後來這些脫離蘇聯集團的共產國家，也都陸續申請加入歐盟；但因不符合這些體制條件而被一再地拖延，其後經過不斷地協商、改善或做出承諾後，2004年起才得以逐漸地過關入盟。
那什麼是市場經濟呢？40年前我在學校修習各門經濟學的時候，老師們選用的教科書當然都是論述歐美市場經濟的理論，這些書本所描述的市場機能和基於追逐個人最大利益的理性經濟行為，和當時台灣威權時期的社會狀況其實格格不入。所以上課時教授們大都照本宣科地教，我則不加思索地學，是時心中但求考試過關，別無他念；縱使後來在經研所唸書時，仍不知所學和日常生活所見有何關係？更不用提這些經濟理論的實用價值何在？不但如此，在當時的社會氛圍裡，從來就沒有聽過有人談及市場經濟和民主法治的關聯，我還記得那時社會上最流行的口頭禪就是：「經濟歸經濟，政治歸政治。」，好像這本來就是兩碼子事般。
離開學校後因緣際會地在美歐社會混了20多年，才見證到原來當初書本所學的市場經濟是在歐美這樣的民主法治社會裡所孕育出來的理論，接著再生活多些時日後，又慢慢地體會到原來歐美學校裡所教的人文或社會科學理論，無論是經濟、財金、企管、法律、政治、社會、哲學、現代文學、當代藝術等，雖然科系名稱或專注的面向有別，其實背後的理念是一個整體的思維，都是以個人為本、為主體所發展出來的一系列理論。
若以西方的角度來看個人與國家的關係，理念上人民不但不是統治者的財產或工具，統治者反因人民授權才得以存在；政府不但不能隨意剝奪人民的私有財產，人民倒有權可以依主流民意隨時罷免或定期改選統治他們的官員。而且民主法治國家裡除依民意選出管理政府的官員外，憲法或法律也好、行政命令也好，其合法性、正當性也都是來自人民的授權，而法令制定的過程特別注重程序的正義，有權機關得先彙集利害各方的意見，最後則應採納主流的意見，整個立法過程必須公正、透明，否則制定出來的法令，會因正當性或合法性有瑕疵而被判無效。
再舉歐盟的法制來具體地說明個人與國家間的關係，依《歐盟條約》(TEU)第9條暨《歐盟運作條約》(TFEU)第20-23條規定，歐盟28個國家的人民除本國國籍外，也都同時具有《歐洲公民》(Citizenship of the Union)的身份，所以他們可以憑藉這個身份，在這28個國家內高興住那國就住那國，高興在那國繳稅就在那國繳稅，而繳過稅的人就有權享受當地的社會福利；在居住一段時間後，於所居住的城市裡就會有選舉權、也會有被選舉權。換句話說，歐盟28國任一公民有關居住、遷徒的自由權，都已超過原有個別國家的疆界，基本上歐洲人不需事先得到入住國的同意或核准就可自由地遷入或遷出，他們選擇居住的國家就像你在市場選購手機一樣，這就是以民為本、為主體的真義。
不管台灣過去的歷史為何？我國社會在許多有心人長期的努力下，基本上無論是市場經濟或民主法治早已邁進現代的主流大道；目前雖因曾經過長期殖民或威權的統治，以及深受中國傳統文化的影響，使得許多政府體制或社會力的運作，或因部份老舊思想的人還控制著社會的各種資源，或因受委曲的弱勢團體仍不諳民主法治的機制，以致於有些社會現象尚未能臻於完善；但我個人認為若假以時日，在主流民意的洪流下，我們的運作遲早能和歐美社會媲美。唯一要時時注意因應的，就是務必要全面認清財大氣粗的中國步步進逼後，對台灣內部造成的影響。
中國的經濟力若以GDP大小來看，全球排在第2名，這幾乎是中文媒體每天都在提醒我們的事，而且這些媒體也常提醒我們中國什麼時候就能取代美國，獨霸全球；好像中國經濟的發展和一般會有景氣循環的市場經濟不同，對中國而言只有景氣，沒有不景氣，一切的經濟成長都在習近平的掌控算計中。就算共產黨的高幹真能神機妙算、人定勝天；若以個人和國家的關係去看，我們也得再檢視一下有錢、有威、有權的獨裁政府，是否真能帶給人民幸福？獨裁者單方的恩賜是否真能靠得住？
我不用去舉劉曉波或李明哲等民權鬥士的案例，也不談論因「窩裡反」剛被拉下馬的「儲相」孫政才是否真的違法亂紀，談這些個案不是我的專長，應留給真正的專家去分析；再其次，我也不想談香港實施一國兩制20周年後，香港人是否滿意現況，因為我沒有在香港生活過，談這些會因心虛而不知所云。
本文想就6月22日中國銀監會要求各銀行列管4家大型民營企業集團資金流動的案例，來說明人治社會的本質，加深大家對不同體制的認識。根據1個多月來外媒不斷地追蹤報導，案內被抽銀根的企業集團已有雪崩之勢，而且有數百億美元身價的集團負責人在程序不明、罪名也沒有公布的情況下，相繼地被拘留約談，有些已不能執行業務，有些則急著出清資產予與特定人，以取悅統治者來換取不被追殺；這些變動都已造成中國國內外相關企業的緊張，以及相關股價的大幅波動。
列管集團簡介
一、安邦保險集團係2004年由鄧小平孫女婿吳小暉以6千萬美元創立的車險公司，10幾年來公司的資本額已成長至19億2千萬美元，所經管的資產總值高達2,420億美元，這間沒有上市的私人企業，其成長速度有如火箭衝天。該集團從2014年迄今累積的對外投資金額已高達200億美元，其中最出名的案例就是2015年以19.5億美元買下紐約最豪奢的華爾道夫旅館(The Waldorf Astoria Hotel)轉做私人在美國的辦公室。據英國金融時報6月23日的報導，該集團主要的資金來源是發行高收益的短期保單，2013年時集團保費收入為260億人民幣，至2016年已跳升至5,040億人民幣，其保單吸金能力之強，可見一般。但今年4月和6月間，集團的負責人吳小暉都曾傳出不明原因被公安留置約談，而無法執行業務的消息。
二、大連萬達集團為1988年其父曾和毛澤東併肩作戰的中國首富王健林所創的房地產公司，依該公司7月6日在自家網頁公布的財務資料顯示，今(2017)年上半年集團的總營業額為1,385億人民幣，較去年同期成長12.4%；而集團的資產總值則高達8,826億人民幣。萬達集團最讓外媒驚豔的是2012年以26億美元買下美國好萊塢AMC娛樂公司，去年再以35億美元買下Legendary製片公司，成為全球最大的影視集團；除此，萬達在去年也曾大手筆地灑出44億美元買下美歐各地的商業大樓。
三、海南航空集團於1993年創立時是海南島上一家小型區域的航空公司，2000年創辦人陳峰另設立HNA集團的控股公司，是時HNA的業務已遍及航空、地產、金融、旅遊等各行業；若依2016年Fortune Global 500的排序，HNA集團以年營收530億美元排名全球第170名，遠比我台積電以294億排在第369名為優，而集團的資產則已累積至1,731億美元。該集團最近幾年曾出資400億美元併購不少海外公司，例如今年5月間曾買下德國銀行(Deutsche Bank) 9.9%的股權，成為這家全球著名銀行的最大股東；7月19日英國金融時報刊出《歐洲中央銀行》(ECB)正在評估是否要對本收購案展開調查。
四、復星集團係由有「中國巴菲特」之稱的理財大王郭廣昌於1992年所設立的鋁業公司，嗣後業務觸角擴及礦產、製藥、保險、高科技等行業，集團旗下的《復星國際》於2007年7月在香港交易所上市，根據復星國際網站公布的財報，這間公司去年的營收為740億人民幣，至於集團的總營收或總資產則無資料可查。惟據6月23日英國金融時報的報導，復星集團從2010年開始大肆併購國內外130家公司，其中包括法國的休閒渡假集團Club Med.和加拿大馬戲表演團體Cirque du Soleil等，2015年在中國政府打貪腐的風潮下，郭廣昌曾被公安拘留4天，當時也曾引起國內外商界的側目。
觀察與解析
2008年起美歐相繼刮起金融風暴、經濟一蹶不振的期間，中國政府挾著豐沛的外匯存底，非常聰明地以「救世主」的身影適時採行大幅度的財政擴張政策，政策的本意在剌激本國消費，以抵銷出口市場萎靡帶來的不良影響；於是在內外皆有利的情境下，以短短的7-8年時間，中國就躍身成為全球第2大經濟體。此後中國的統治者即逐漸收起原本謙卑的身段，轉而成為當今我們常在國際社會看到的強勢風格；此期間中國政府一直鼓勵公民營企業前往海外低價買進遭受風暴打擊的公司，起先是從發展經濟所需的資源，如鐵礦砂、煤、石油或大宗穀物的業主開始買起，其後逐漸轉往產業升級所需的高科技、石化技術、或金融服務、娛樂文創、房地產等。但後來因收購的手筆太大、太急、出的價太高，而逐漸引起各地主國政府的側目和戒心。
去年中國資金外流的速度甚快，使得原有4兆美元的外匯存底一路跌破3兆，讓中國政府自己也緊張起來，加上10月初人民幣已正式成為《國際貨幣基金》(IMF)特別提款權的法定貨幣，原先推動金融市場自由化的目的已達成，於是12月間中國便悄然地恢復外匯的管制。鑒於中國企業的財務操作的槓桿很高，使用短期融資購買長期資產的現象也很普遍，加上企業負債比率甚高，時日一久，不只外國政府擔心，中國政府也怕發生「系統性風險」，進而引發金融風暴危及政權，於是習近平採取一系列的維穩措施，銀監會新上任的主席郭樹清監管4集團的資金就是其中一項。
中國人治社會的本質，無論是從政府施政或企業的經營表現來看，都一覽無遺，例如前述4家企業都是在很短的期間內，就成為國際爆紅的企業集團。企業快速崛起的現象在市場經濟國家裡也常見，不過都是因有創新的商業模式或技術突破之故；若以前述4集團的本業來推測，他們的事業能如脫韁之馬般地成長，應和黨政關係良好、享有特權脫不了干係。企業因有貴人相助而快速地闖出一片天，創辦人隨之富貴加身、飛黃騰達；然如今卻也因貴人的保護傘不見，使得企業經營的環境丕變，轉瞬間又有如雪崩，甚至連創辦人的身家也不保。其實這樣的情節在中國的史書裡，常不斷地反覆上演。
人治社會和菁英主導的傳統文化有不可分離的關係，而中國的傳統文化無論那家那派的學說，都是以帝王為中心去思辨，我們熟悉的忠孝節義、四維八德的道理，說到底都是為了鞏固領導中心；中國鮮少有學說是從爭取個人最大幸福去著墨。中國諸子百家的學說中，恐怕只有老莊的思想和當代西方的哲理比較契合；老莊苦口婆心地倡導聖王賢君要「清靜悟道」、「無為而治」，而且要「無為」到讓人民沒有感覺統治者存在的地步，如此天下蒼生就可以「各順其性、各安其命」地自然發展。但是老莊的「清靜無為說」在其後2千多年的歷史中，幾乎沒有被任何聖王賢君採納過，所以中國的社會迄今仍處於史書成王敗寇的情境中，未能真正跳脫出來；以致於人民常處於恐懼不安的狀態，有辦法的人就溜到國外生活去了。
現代民主法治國家雖以個人為本位去建構各種社會制度的運作機制，然正因為是以個人為本位，而每人的價值觀不盡相同，故意見自然分散多元；在人人都可算計對自己有利處去主張權利時，為能在不同價值觀中得到最大的公約數，制度的設計和運作的機制自然得講究妥協、交換的實利分配原則，而不求堅持己見、壓制對方，否則就會導致爭論不休、冤冤相報。事實上，也只有大家都能開始具有理性妥協、適度退讓的修養和文化，民主制度才得以順利地運作。
台灣在傳統文化的束縛下，奮力地試圖建立現代民主法治的機制，我們的社會從原本崇尚表面溫文儒雅、不明爭只暗鬥的菁英文化，轉型為社會力全面開放的民主文化。而社會民主化後，對生性積極強勢的人來說，當然不會放過任何可以增進自已權益的機會，若用後見之明來看，有些人似乎過份地堅持己見、永不退讓；而對生性不爭的人來說，則仍不太願意在體制裡公開地爭取自己該有的權益，大都選擇成為沉默的大多數。因而政府在制定政策時縱使有定見，然若不聽從大聲公的意見加以修改的話，程序上不但有於法不合之虞，也容易陷入進退維谷之境，引來不必要的羞辱。
然無論如何，若依我個人淺見，這些紛亂都是轉型的陣痛，最要緊的是不能被強大的中國併吞；若台灣不被併吞的話，時間的巨輪自然會協助我們建立新的說理文化。天佑台灣！
*作者為駐荷代表處經濟組組長。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