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過他們，我確實也會想到自己做剪接幾十年來的人生。我從年輕時就選擇做為剪接師，期間歷經電影的沉寂，一直到現在，整個過程就像在修行。最初當然是喜歡電影才會入行，而且想表現、愛表現，但到後來我才發現，並不是想表現就可以做得好。我跟那些修復師的心態類似，最終就是想創作出這作品最完美的一面，當然，因為有導演的存在，我也需要透過作品和導演作深度的溝通與了解。對我來說，導演像生母，我像奶媽或養母，就算這樣，也不能因為我們創造了它，就可以要它變成我們想像的那樣；不是我認為它應該變成什麼，而是應該由它來告訴我，它應該是什麼樣子。最重要的是，還原這片子本身既有的樣貌與內在。
我會修禪打坐，或許是因為我需要一個更客觀的心態去穿透片子應該有的樣貌。很多次經驗可以證明，當我們很自我的時候，以神的角度、以造物主的角度去看片子，好像自己是創造它的人的時候，通常我們是被這影片修理的。這個自我常做出錯誤的判斷，後來才發現影片根本和我們想像的完全不同。以工匠精神來說，你要學的是怎麼跟你面對的東西溝通，怎麼去了解它，怎麼讓它來和你對話。電影的剪接也一樣，當我跟它做了非常深度的溝通以後，也許在某種情形下，它會告訴我它應該是什麼樣貌，我照那個樣貌把它完成就好了。
我在這群文物修復師身上，看到了什麼是真正的職人。他們從年輕時就進故宮做修復工作，薪水不高，工時也長，幾十年如一日；他們在磨練的過程中學會放下自我，沒有一直想著「我」要如何、「我」要得到什麼，只是專心做好眼前的事。
如果要為他們的故事下一個註解，我想「專注」是所有動力的開始、最重要的起步動作。台灣也有很多像這樣的職人，在這本書裡，可以看到一些和台灣人很像的身影。專注在當下，透過心與手的磨練，透過性格上、動作上的相似，到最後就會達到和他們一樣的狀態，而這就是所謂的「工匠精神」。
＊本文為《我在故宮修文物》（新經典文化）推荐序。由剪接指導廖慶松口述／巫芷紜紀錄整理。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