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經濟增速放緩、外部環境不佳的情況下，中國領導人近期頻繁強調「國內大循環」，著名經濟學家林毅夫更是指出，「內循環」絕非短期的應變措施。「內循環」究竟是否必要？實現「內循環」又會有哪些困難？中國還需要採取哪些措施才能找到新的增長動力？
據路透社報導，9月29日北京大學經濟學教授、曾任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的林毅夫在一次公開講話中表示，即便沒有新冠疫情、中美貿易戰等因素，中國當局也會推進「雙循環」經濟戰略。他提出，現在著重強調「經濟內循環」，絕非是短期的應變措施。
就在一星期前，林毅夫在接受中國央視採訪時也指出，形成「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這既是應對外部不確定性的必須之舉，也是中國在現有發展階段的必然選擇」。
華東理工大學的宏觀經濟學者沈凌對德國之聲解釋說，「加強內循環」的本質其實是減輕中國經濟對外貿的依存度，而這其實十多年來一直在推進。「中國經濟中外貿的比例已經從此前的三分之一下降到了十分之一。」
進口產品仍無可替代
金融學者賀江兵則認為，提出「內循環」固然有長期的必然因素，但是短期應變中美貿易戰的因素也同樣不可小覷。他對德國之聲說：「隨著美國逐漸加強對中國的物資禁運，中國製造的產品的品質會下降，競爭力將出現滑坡。比如，現在華為的產品，要是完全脫離了美國的技術，還能剩多少競爭力呢？」
賀江兵指出，現在提出「內循環」，很有可能就是出於對上述情形之擔憂的被迫之舉。而這種被迫的內循環，難度非常大：「畢竟，外貿不止包括出口，也包括進口。現在的中國經濟還是在好幾個方面依賴進口，比如許多進口糧食產品就沒有合適的國內替代，晶片等高科技產品更是如此，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可以只靠自己的內循環就製造出晶片。一塊晶片，可能是美國的上游原材料、荷蘭的曝光機、中國的設計、台灣或韓國的生產。此外，中國的能源進口也無法用所謂的內循環去替代。」
不能盲目追求「內循環」
在9月28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習近平也再次提到了面對「外部不確定性」，要「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並且指出「大力提升自主創新能力、盡快突破關鍵核心技術是迫切需要、當務之急」。
對此，沈凌認為，所謂的「不確定性」就是來自美國的挑戰，而這其實已經非常確定了。他進一步指出，從全球化的角度來看，中國提出「內循環」、尋求用自主研發來取代本來能以更低成本進口的產品，其實是放棄了自己的比較經濟學優勢。「從經濟結構層面上而言，這是長遠的策略。」
沈凌並不支持「完全的內循環」，因為從全球化市場經濟的視角出發，不顧成本去另起爐灶是降低經濟效率的行為。「哪怕我們出於民族自信，能夠做到這一點，也不應該去不顧一切地追尋這一點。最合理的做法依然應該是：新興市場中國的十幾億人和傳統發達國家的十幾億人共同來配置經濟資源，追求全球化體系下的各自比較優勢。當然，適度的強調內循環依然有其必要性，否則突然被人掐脖子，哪怕具備比較優勢也無濟於事。」
體制改革決定創新能力
在過去幾十年間，中國經濟除了依靠外貿拉動，另一個重要的動力就是國內的投資。但是，沈凌擔憂地指出，在當前削減外貿依賴度的背景下，2009年應對全球經濟危機時的「四兆」大規模基建投資計劃不能也不應成為提振「內循環」的手段。沈凌認為，十年前的「四兆」固然有其合理性，但是現在再靠這樣的手段，並無法解決所謂的「掐脖子」問題，也無法實現通過科技創新引領經濟增長之長期目標。
沈凌認為，中國能否有效提升科技創新能力，才是「內循環」戰略的成敗所在。「在基建領域，中央政府對地方政府有著一套有效的激勵機制，因此讓中國以極高的效率成為了『基建狂魔』。但是，在未來的高科技領域，中國又能否找到一套有效的制度，來保障創新能力呢？」沈凌有些悲觀地指出，中國當前的教育科研體制仍然「遠遠落後於其他領域的改革」。他認為，提升科技創新能力，離不開對當前體制的真正改革：「傳統發達國家的十幾億人能夠實現的事情，理論上我們中國的十幾億人也能做到。前提則是我們的體制能夠吸納、鼓勵人才去實現這樣的目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