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嚴30周年》「我知道我是專制者,但我會是最後一位」蔣經國模式能否在中國複製?

2017-07-17 1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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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七五年蔣介石逝世,仍在戴孝期間的蔣經國帶領民眾高喊「中華民國萬歲」。

一九七五年蔣介石逝世,仍在戴孝期間的蔣經國帶領民眾高喊「中華民國萬歲」。

1987年7月14日傍晚,前台灣新聞局局長邵玉銘在記者會上正式宣布「中華民國台灣地區的戒嚴狀態解除。」當時做出台灣解嚴這個歷史決定的已故前總統蔣經國曾說「我知道我是專制者,但我會是最後一位。我以專制來結束專制。今後只有國家、民族與三民主義的萬歲,沒有個人的萬歲。政府在哪裡,法統就在哪裡。沒有永遠的執政黨!」三十年後,當兩岸民眾關注劉曉波逝世的新聞並一同回望台灣解嚴這段歷史之際,有許多人發出了共同的疑問,那就是:蔣經國模式能不能在中國複製?習近平有沒有可能成為蔣經國第二? 《海峽論談》邀請當年親身參與歷史的前台灣新聞局長邵玉銘與前六四學運領袖王丹深度對談。

邵玉銘首先在海峽論談節目中表示,當年能夠代表政府宣布解嚴,他感到非常榮幸,當時的心情非常感動,他認為這是一個順天應人的決策,如今回憶起來,仍感到非常欣慰。

邵玉銘分析當時蔣經國為何決定解嚴,他說:「到了1987年,國民黨已經統治台灣40年之久。這40年來政治是安定的,沒有政變,沒有流血。經濟是繁榮的,我們的知識水準非常的高。大家對政治民主化有共識,所以這是時代的潮流。我記得在1986年9月民進黨組黨的時候,蔣先生在國民黨中常會講,他說時代在變,潮流在變,環境在變,我們國民黨要隨之有新的做法,來迎接這個變局。」

邵玉銘進一步說明,蔣經國知道當時的台灣面臨內憂外患,就好像是一個壓氣爐,如果不放掉一些氣,這個壓氣爐會爆炸。蔣經國當時只有兩個選擇,一個是把反對的勢力逼到走向革命,另一個就是把反對力量拉入體制內做改革。蔣經國最後決定要做一個改革者。所以從1986年到現在為止,台灣沒有流血的政變,不像韓國。第二點,經過蔣經國40年在台灣的治理,他培養了黨內以及政府各機關高級的干部,這些人都是學識豐富,幾乎都有國外的工作經驗或留學的歷練,所以這些人知識水準很高。這些幹部無論是在黨內或是政府,都可以充分的執行蔣經國的政策。還有最後一點很重要,那就是蔣經國是一個政治強人,他拍板定案。在那以後,以及在大陸的鄧小平以後,沒有政治強人,沒有誰可以拍板定案。所以這幾個因素綜合起來,蔣經國最後決定宣布解除戒嚴。

201700708-前新聞局長邵玉銘(中)8日出席思沙龍「當經濟往前、政治往後─對中國四十年政治轉型的反思」座談。(顏麟宇攝)
201700708-前新聞局長邵玉銘(中)8日出席思沙龍「當經濟往前、政治往後─對中國四十年政治轉型的反思」座談。(顏麟宇攝)

接著邵玉銘也補充,還有另外一個重要的因素,就是反對黨的成立和發展,民進黨在1986年成立,當時在戒嚴時期是可以解散的,但是蔣經國沒有這樣做。蔣先生在解除戒嚴前的兩個月,就是1987年的5月,他釋放了1979年美麗島事件的犯人,向民進黨示好。而且蔣經國還講了一句非常重要的話,這可以反映出他當時的心情,蔣經國說,「台灣的人民都是好的,否則會革命的。」這個時間的掌握,對整個國際以及國內的發展的勢力,力量的衡量,再加上他年事已高,他就像是一個樂團的指揮。大家都想把音樂演奏的很好,但是指揮還是起了一個關鍵的作用。所以這幾個因素加在一起,是導致台灣政治民主化能夠成功的原因。

至於當時蔣經國決定解嚴之前,先向當時訪問台灣的《華盛頓郵報》發行人葛蘭姆(Katharine Graham)女士透露,王丹教授特別在海峽論談節目中分析了當時美國以及國際社會,還有西方媒體,在蔣經國決定解嚴的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王丹表示:「我認為國際社會的力量對台灣社會的戒嚴也好、民主化也好,起了很重要的作用。我覺的這個重要從幾個方面來看,第一個方面就是美國國家的力量對台灣的介入。大家都知道最著名的案例就是江南案。江南案之後,美國政府非常的惱火。當然通過私下管道表達,不希望這樣的事情發生,也樂於看到台灣的民主化。我想以當時的台美關係來講,對蔣經國先生肯定是有一定影響的。第二個就是媒體和輿論的作用。除了蔣經國先生接見前《華盛頓郵報》發行人葛蘭姆女士,包括《紐約時報》等大報,從雷震案開始其實就不斷的對台灣的人權狀況提出批評,呼籲台灣民主化。西方的輿論其實起了很大的作用。第三就是,西方有越來越多的僑民,包括支持遊說台灣民主化的團體,他們也起了很大的作用。這三股力量結合在一起,我認為在台灣 主化過程中,國際社會還是發揮了它的力量的。」

王丹也進一步分析民進黨對解嚴的影響以及台灣的民主化過程:「我想任何一個國家轉型、走向民主化,至少從台灣經驗來看,都需要一個成熟壯大的反對派。台灣從1950年代就有地方選舉,其實從1950年代就有一定的政治空間。給反對派做地方實力發展。這個在後來台灣民主化過程中起了很大的作用。我們常常講台灣模式,在我看來其實很簡單,就是自上而下的改革和自下而上的抗爭,結合在一起,相互激盪,形成的這種轉型。這是台灣模式的特點。它自上而下、自下而上結合在一起的。在兩蔣統治時期,表面看起來比較安定,但是這種安定也是付出一定代價的。包括美麗島事件、白色恐怖等等。而這是這種表面上的安定,付出了代價的安定,才使得後面有黨外運動的發展。所以到了80年代末期,反對運動風起雲湧。經常在街頭看到各種抗爭,對當 局形成了很大的壓力。我之所以想強調這一點就是說,在威權的統治下,雖然表面有政治安定,但還是會付出代價,台灣其實就是個例子。很值得中國大陸借鑒。」

20160906-民運人士王丹6日出席新世代參政的勇氣與挑戰「政治工作在幹嘛?」新書發表會。(顏麟宇攝)
民運人士王丹6日出席新世代參政的勇氣與挑戰「政治工作在幹嘛?」新書發表會。(顏麟宇攝)

至於蔣經國模式能不能在中國複製?習近平能否成為蔣經國第二?王丹在海峽論談節目中指出:「蔣經國先生跟習近平當然不是一樣的人。蔣經國先生至少還是體會到我是一個專制者,我希望我是最後一位。但是習近平可能不認為,他認為他是一個民主者。他講這話,就是哄堂大笑。但以他的智力,他可能真的認為他不是一個專制者。所以我是說,兩個領導人的差別是非常大的。一個的頭腦至少是清楚的,知道自己應該做什麼和不應該做什麼。一個根本是頭腦糊塗的,連基本的事實判斷都沒有。我也覺得中國現在完全走向台灣那樣的模式的可能性並不是那麼大。因為我們也不具備一個頭腦清醒的政治強人。說到留美學生的話,我想說台灣有留美學生也不是從80年代才開始的。從50年代、60年代陸陸續續開始有。而且很多也是因為對國民黨不滿才離開台灣的。那個時代的留美學生其實也沒有對台灣產生多大影響。都 到了台灣比較開放了之後,慢慢的留美的人回來,像馬英九這樣的,進入到政府的各級機構才開始起作用。我的意思是今天中國也有很多留美的留學生,也有很多都回去,但是他們還是留學西方的人對中國影響的第一個階段。還是發揮不了太大作用。但是我還是相信,這批人在西方受過教育,在以後未來中國的轉型中,將會扮演角色,只是現在還不到這個階段。其實你想想看,中共很多領導人,從教育部,甚至連李源潮都曾經在哈佛大學的肯尼迪學院學過兩個月。大概都知道民主是怎麼回事兒的。所以這些留學西方的人不能發揮作用,還有一個政治因素的限制。包括共產黨的本質跟國民黨也是不一樣的。一個威權,一個集權,還有頭號領導人蔣經國跟習近平等等的不同。這些不同,也會讓留學西方的人產生的影響有所不同。」

邵玉銘最後在海峽論談節目中表示,「孫中山先生很多年前講的話是非常正確的。他說,時代潮流,浩浩蕩盪,順之者昌,逆之者亡。我想請問中共當局,一黨專政是時代潮流嗎?​​不久之前習近平主席在慶祝孫中山誕辰150週年時候引用了剛剛所講的孫中山先生的這句話。我希望大陸能把這句話聽進去而且能做得到。我認為既然在台灣的中國人,在香港的中國人都可以支持自由民主,大陸人沒有理由不能夠走向政治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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