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幣國際化是中國主動應對國際金融危機的產物。自2009年啟動人民幣跨境貿易投資便利化政策以來，人民幣國際化經歷了從經常項目到資本項目、從銀行企業到個人客戶、從簡單業務到複雜業務逐步發展的過程。截止到2019年年底，人民幣已連續十年成為中國第二大國際收付貨幣，全球第三大貿易融資貨幣、第五大支付貨幣、第五大儲備貨幣和第八大交易貨幣，與中國發生跨境人民幣收付的國家和地區達到242個，人民幣國際化程度顯著提高。
當前國際形勢面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美脫鉤標誌著全球貿易和投資環境的惡化，新冠肺炎疫情（以下簡稱「疫情」）又加速了國際經濟體系的「逆全球化」進程，美元體系面臨儲備貨幣多極化的挑戰，人民幣國際化發展危中有機。另一方面，以互聯網、產品和服務數位化為特徵的數位全球化方興未艾，中國在平臺經濟、移動支付網路、數位貨幣等領域的創新和領先，將為中國經濟注入新的動能，為人民幣國際化使用提供新通道和新引擎。
一、2009年以來人民幣國際化戰略實施情況
（一）人民幣支付功能不斷增強。經常項目下人民幣跨境收付金額從2009年度的不到4000億元，增加至2019年末的6萬億元，占中國對外貿易總額的16.1%。資本項目下人民幣跨境收付從無到有，2019年末超過了13萬億元，收入大於支出。在跨境支付基礎設施建設方面，2015年人民幣跨境支付系統（CIPS）第一期投產使用，截至2019年年底，CIPS直接和間接參與者達到934家，覆蓋全球94個國家和地區。2019年，CIPS 與SWIFT（環球同業銀行金融電訊協會）合作，推動人民幣成為SWIFT產品和服務除美元、歐元之外的第三種計價貨幣，提升了跨境交易的效率，標誌著人民幣作為國際支付貨幣進入了更高階段。
與此同時，中國先後與39個國家和地區的央行簽署了雙邊本幣互換協議，總金額超過3.7萬億元；在25個國家和地區建立人民幣清算行制度，將人民幣現鈔出境和回流管道逐步延伸至全球範圍。這對於便利中國與相關國家貿易投資、促進人民幣國際使用，維護地區間金融穩定發揮了積極作用。
（二）人民幣投融資和交易功能持續深化。中國金融市場雙向通道逐漸開放，人民幣跨境融資、資金池等金融產品不斷創新；RQFII[1]、RQDII、滬深港通、滬倫通、基金互認、債券通和黃金國際板等投資管道逐步開放。2019年，中國472家A股公司被納入明晟MSCI指數，人民幣債券被納入全球三大重要債券國際指數，充分反映了國際投資者對於中國經濟發展和金融市場開放的信心。截至2019年年底，境外主體持有境內人民幣股票、債券、貸款等金融資產合計6.41萬億元，持有債券託管量占比2.3%，持有股票市值占A股總市值的3.6%。
隨著境外人民幣的不斷積累，市場自發形成了以香港和倫敦為主的離岸人民幣中心，截至2020年一季度末，離岸人民幣存款餘額超過2萬億元，境內機構向境外人民幣貸款餘額合計超過5300億元，離岸人民幣債券餘額4227億元。市場對人民幣信心明顯增強，人民幣離岸匯率圍繞在岸價格波動，離岸人民幣計價的權益類投資產品更加豐富。全球人民幣外匯交易日益活躍，日均交易量占全球外匯市場份額從2%上升至4%，其中95%是人民幣對美元的交易。從2010年開始，人民幣陸續對歐元、英鎊、盧布、韓元等27個國家和地區的貨幣直接掛牌交易。上海外匯交易中心已成為世界第八大外匯交易中心，與人民幣的交易貨幣地位相匹配。
（三）人民幣計價功能有所突破。2013年以人民幣計價結算的中國鐵礦石期貨上市，目前大連的鐵礦石期貨市場已發展成為全球第一，對國內鋼廠鎖定利潤、穩定經營具有重要意義。2018年，以人民幣計價的INE原油期貨在上海掛牌交易，目前已成為亞洲交易量最大、全球第三的原油期貨合約，僅次於美國WTI原油期貨和英國BRENT原油期貨。人民幣計價的精對苯二甲酸（PTA）期貨交易和期銅交易也分別於2018年和2019年上市，同時引入境外交易者，其交易合約報價將成為全球或區域基準。推動人民幣成為大宗商品的計價結算貨幣，是中國擴大對外金融開放的重要舉措，緩解了中國作為全球最大的原材料進口國但缺乏定價話語權的困境，在人民幣國際化進程中具有里程碑意義。
（四）人民幣儲備貨幣功能逐步顯現。2016年10月，人民幣正式加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特別提款權貨幣籃子，權重為10.92%，在籃子貨幣中排名第三。截至2019年年底，IMF官方外匯儲備貨幣構成中人民幣儲備規模為2176.7億美元，在主要儲備貨幣中排名第5位。據人民銀行統計，已有7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中央銀行將人民幣納入外匯儲備。
但是通過比較我們也可以看出，人民幣的國際地位與中國的經濟實力仍然不匹配。據SWIFT統計，2019年中國的GDP約占全球GDP的20%，但是人民幣主導的交易僅為1.16%，美國GDP約占全球的25%，但美元交易卻占44%。資本項目可兌換和人民幣匯率市場化是制約人民幣國際化的根本原因，國內金融市場的開放程度、境外使用人民幣的網路效應和宏觀經濟政策調整是當前影響人民幣國際化的主要因素。
二、國際經濟格局的大調整要求加速人民幣國際化
（一）面臨著國際經濟體系「去中國化」的嚴峻風險。特朗普政府的「美國優先」戰略對二戰以後形成的國際經濟合作體系造成了巨大的衝擊，同包括中國在內的各主要經濟體掀起貿易戰，多邊貿易體系被美國的雙邊貿易協定所替代，世界貿易組織（WTO）的運轉處於半癱瘓狀態，全球的產業鏈和供應鏈被迫調整。中國是經濟全球化最大的受益者，2019年中國出口總額占國際市場的13.1%，中國已成為世界第二大外資流入國和對外投資大國。相比之下，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削弱了美國的整體經濟實力，國內貧富差距加劇、產業空心化以及失業嚴重等社會問題，被美國的政客們歸罪於中國的崛起，中國的強大已經威脅到美國的國家安全和在國際治理體系中的老大地位。中美在貿易、科技、外交領域的矛盾和衝突造成了中美脫鉤的現實，這是當前國際關係最主要的背景和不穩定因素。
中國成為「去全球化」最主要的受害者，全球美元體系的「去中國化」跡象明顯。一是今年疫情在全球大暴發造成了全球範圍內的「美元荒」，凸顯了美元作為避險貨幣的重要性，美聯儲在3月份與14個國家央行建立了美元流動性互換安排，總計4500億美元，人民幣被排除在外；二是中國正面臨美國金融制裁的嚴峻挑戰，美國利用其美元霸權和長臂管轄權，對中國特定個人和機構的制裁不斷升級，凍結在美國的帳戶和資產，禁止使用美元交易，嚴格限制美國機構投資中國市場和中國企業到美國上市融資，等等。更為嚴重的是，將香港踢出SWIFT系統的說法屢見不鮮；三是美國重新考慮加入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TPP），與其印太軍事戰略「一唱一和」，目的就是要把中國排斥在美國所構建的新的貿易投資聯盟之外。只有持續深化與世界經貿的交往和聯繫，堅定推進人民幣國際化，才能打破美元體系的包圍和壟斷。
（二）面臨著後疫情時代和經濟「逆全球化」的挑戰和機遇。新冠病毒可能與人類長期共存，引發了全球範圍內的經濟衰退，尤其是美國「面臨著1929年以來最嚴重的經濟危機」。這導致美國國內政治的極端主義和民粹主義盛行，對外交往上的孤立主義、本國優先主義和思想上的保守主義將大行其道，預示著以人員、貨物等物理空間流動為特徵的全球化出現倒退。有著相似宗教信仰和文化背景、經濟聯繫緊密、地域臨近的國家相互合作共渡難關的區域化特徵將成為趨勢之一。「一帶一路」倡議發出以來，2013年-2019年中國與沿線國家貨物貿易累計總額超過了7.8萬億美元，對沿線國家直接投資超過1100億美元，但是大部分仍然是美元計價，而且「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人民幣跨境收付金額只占不到15%左右，域內66個國家只有8個國家主權貨幣與人民幣直接掛牌交易。
另一方面，中國在控制疫情蔓延和感染死亡病例方面表現較好，經濟復蘇已經走在世界前列。根據IMF最新預測（見表一），2020年全球GDP增長預期為-3.0%，除印度外，中國是全球十大經濟體裡唯一保持正增長的國家。未來幾年的主要經濟體中，中國的基準利率將仍然保持2%-3%的正數，中國的穩定和經濟增長將是未來世界經濟復蘇的引擎和發動機，也為人民幣國際化創造了良好的基礎。
（三）面臨著美元衰弱和國際社會「去美元化」的新趨勢。「9·11事件」以後，美國將金融制裁升級成一種重要的國際權力工具頻繁使用，這種單邊主義色彩濃厚的暴力手段實施成本低而且破壞力巨大。比如2012年，美國為迫使伊朗放棄核計畫，通過SWIFT向伊朗施壓，禁止伊朗金融機構通過SWIFT進行資金交易，迫使日本、希臘等11個國家大幅度減少從伊朗進口石油；2014年對俄羅斯國有銀行和石油、天然氣公司進行制裁，導致俄羅斯企業海外債券損失超過400億美元等，此外對海外金融的巨額罰單成為2008年以來美國金融制裁的新現象，2008年-2017年，美國監管機構對銀行的罰款總計超過3500億美元。這種將美元武器化的做法激起美國的對手甚至是盟友的強烈反對，俄羅斯拋售1000億美元國債作為對美國制裁的回應，並推動盧布國際化擺脫對美元的依賴；歐盟2019年成立新的歐盟-伊朗交易支付新管道INSTEX，使用歐元計價，不通過SWIFT系統，以繼續支援伊朗履行核協議。全球「去美元化」之路已經開啟。
另一方面，為應對疫情而重新啟動的量化寬鬆政策，美聯儲的資產負債表從4萬億突增到7萬億，一手發債、一手印鈔的做法，勢必導致全球美元流動性氾濫，加劇了美國和全球經濟長期衰退的風險，影響美國巨額債務償還的可持續性，如果美國國債違約，將會嚴重削弱美元的信用基礎。其次，美國貿易長期處於逆差的地位決定了美元能成為全球使用的貨幣。特朗普政府的「製造業回歸」和「再工業化」政策，雖是國際貿易平衡的產物，但是「特裡芬難題」[1]的存在，也會影響將來在國際貿易中美元的使用，美元的衰弱不可避免。
（四）面臨著數位貨幣衝擊國際貨幣體系的不確定性。2019年，美國互聯網科技巨頭Facebook聯合眾多大公司計畫推出了跨國界流通的超主權數位加密貨幣—Libra（天秤幣），其匿名性、低成本交易、幣值穩定以及Facebook等社交媒體的億級用戶和巨大應用場景，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和期待，未來很有可能對主權國家貨幣形成「擠出效應」，如同當前美元取代二戰後的金本位一樣，未來Libra可能取代美元成為數位交易的主要媒介，這將顛覆現有國際貨幣體系，因此遭到了各國貨幣監管當局的擔憂和阻擊。當然，也不排除Libra會成為美國信用輸出的一種管道，通過Libra的使用擴張，強行迫使其他主權國家接受美元信用作為其主權貨幣信用的替代和補充。
面對這種不確定性，部分國家央行也順應數字時代轉型，推出了本國的主權數位貨幣。其中，中國人民銀行的DC/EP（數位貨幣/電子支付）最先完成測試，今年四月開始在蘇州、深圳、雄安以及成都試點使用。目前主要是在國內零售終端使用，但是數位貨幣的天然跨境特點，也助力人民幣在跨境支付交易上更易被人接受和使用。
三、中國的科技創新成為人民幣國際化的新引擎
（一）平臺經濟模式的成功有利於中國經濟的持續增長。一國貨幣的國際化最終取決於國家的經濟實力，互聯網平臺經濟已經成為中國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平臺企業能夠很好地整合消費者、服務企業、支付機構等不同組織的資訊，促進主體間的資訊流動並形成和創造海量資料，通過大資料演算法能夠顯著降低產品和服務在供給與需求之間的匹配成本，影響中國人的消費模式，也創造出更多的價值增值。目前中國市值超100億美元的平臺公司就有20多家，證明了國家擴大內需戰略對中國經濟的巨大推動作用。
平臺公司創造的消費生態系統提升了中國普惠金融水準。得益於生物特徵識別、人工智慧、區塊鏈等技術貫穿消費金融貸前、貸中、貸後的全生命週期風險管理，互聯網消費金融放貸規模從2014年的0.02萬億元增長至2018年的7.8萬億元，增幅近400倍，信用卡髮卡量到2018年末累積9.7億張創歷史新高，激發了新中產、年輕一代群體的巨大消費潛力。
5G和物聯網作為技術支撐的、以信用為核心的產業互聯網新生態正在成為下一個發展方向。中國目前有60余個萬億級的產業集群，僅在航空、電力、醫療保健、鐵路、油氣這五個領域啟動數位化轉型，估計可以拓展 10%的產業價值空間，每年就可以多創造2000億美元以上的價值。人工智慧和區塊鏈的率先應用能夠幫助中國銀行業成為與中國製造相關的全球產業鏈金融、供應鏈金融服務提供者，助力中資銀行國際化，為人民幣國際化提供金融服務支撐。
（二）移動支付工具的創新有利於中國引領新一輪數字全球化。物理空間的「逆全球化」阻擋不住資訊社會數位全球化的潮流方向。數位全球化是「數位技術+傳統國際貿易+創新產品服務+全球化」，不僅是將傳統產品貿易的線下跨境流動部分轉移至線上，還挖掘出數位產品出口等服務貿易的廣闊空間，更是通過手機APP等網路平臺服務和產業物聯網的平臺企業推動的數字全球化。未來的國際貿易競爭主要表現為平臺和流量的競爭，未來的合作體現為資料的有償合作。
在數字全球化經營過程中，相比傳統的收購或新設機構的方式跨國經營，通過開放API介面與業務拓展國家的服務平臺進行無縫對接更加高效，可以幫助中國科技企業拓展全球電子商務版圖，推動移動支付工具在全球範圍的使用。部分企業已基本建成全新的跨境支付網路，解決了行業痛點，為全球金融體系建立新的小額支付解決方案，也為人民幣在更大範圍、更多客戶群體中使用提供了便利。
（三）數字貨幣的跨境流通有利於推動中國加快金融市場開放。相較於協力廠商支付機構的銀行帳戶模式，人民銀行數位貨幣只需開立DC/EP錢包，如果雙方的手機裡都有數字貨幣錢包，只要手機有電，無須網路，手機碰一碰，就可以方便地完成轉帳或支付，而且是直接持有中國人民銀行的負債，方便、快捷、安全且匿名。配備了DC/EP的中國移動支付服務商將在海外市場如虎添翼，極大地方便國外用戶使用人民幣的興趣和意願。DC/EP對離岸人民幣市場的建設也有積極意義。不但可以替代紙幣，緩解境外人民幣現金調運的矛盾；同帳戶模式相比，能夠更好地預防和監控各種跨境洗錢行為，對於人民銀行的貨幣政策執行和調控而言，也更為有利和可控。
一旦DC/EP的境外流通被官方、企業和居民認可並自願持有以後，就會對DC/EP的可兌換提出需求，境外金融機構和企業在使用DC/EP的過程中，激發對於人民幣數字資產的興趣，其中一些具有創新精神的企業還會嘗試持有數字貨幣的資產，這可能會衍生出更多的人民幣數位業務模式，而且對債券、股票等資產交易的金融基礎設施也提出了新要求，推動中國監管部門不斷完善DC/EP的境外流通政策，深化境內外人民幣金融市場的廣度和深度。
四、人民幣國際化發展的政策建議
（一）金融市場逐步穩步開放，人民幣軟實力建設是基礎。堅持人民幣國際使用的市場化原則，繼續引進人民幣對其他國家貨幣直接交易，擴大雙邊貨幣互換範圍，推動國際大宗商品人民幣計價和結算。繼續推進利率和匯率市場化改革，逐步實現資本項目可兌換。完善多層次資本市場體系，方便境外投資者使用人民幣投資境內債券和股票，放鬆外匯市場參與者准入限制，豐富風險對沖產品和工具，鼓勵非儲備貨幣區域交易發展，建立健全開放的、有競爭力的外匯市場。同時，要加強對跨境資金流動的監測、分析和預警，做好逆週期調節，防範跨境資金流動風險。保留一定的資本管制功能，維護金融穩定是人民幣國際化發展的底線。
進一步完善人民幣在政府涉外統計、核算、管理中的計價功能，推動中國稅收、會計、評級等制度與國際接軌，發揮金融機構和企業的「主力軍」作用，改善國內外投資者對中國的投資環境、法制環境及軟實力的信心，形成推動人民幣國際使用的政策合力。
（二）發揮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和香港離岸中心的樞紐作用。上海中心的建設對於人民幣國際化的作用，就如同紐約之于美元，倫敦之於英鎊。上海的稅收、落戶等優惠政策要能吸引世界一流的金融機構和金融人才願意來此紮根，目標就是要把上海建設成為人民幣流動性中心、資產管理中心和風險管理中心，不斷提升上海國際金融中心的資源配置效率和網路輻射效應。其中，流動性管理至關重要，讓外國投資者進得來、出得去，願意越來越多地持有人民幣計價的金融產品，可以考慮在現有的銀行間債券市場的基礎上，逐步建立面向全球合格投資者的人民幣主權債務市場，更加積極的接入國際主要評級機構的債務評級體系，推動人民幣債券納入歐美主流市場合格擔保品。
發揮香港在眾多離岸人民幣中心的「中心」作用，針對目前人民幣離岸證券產品受追捧但流動性不足的情況，需要監管部門不斷完善清算體制安排、人民幣流動性、金融產品開發和跨境同業政策。可考慮在香港建立類似美國的國債回購市場，擴大人民幣的境外迴圈；逐步增加境內人民幣資金的跨境流動，活躍市場流動性並得以完善離岸人民幣利率曲線。
作為香港與內地經濟融合的深度和美國制裁香港的對策之一，可以考慮改革目前的聯繫匯率制度，由港幣釘住美元改為釘住離岸人民幣（CNH）。等到時機成熟，離岸人民幣可取代港幣，成為香港的法定流通貨幣。這一設計通過香港設立緩衝帶，既保護了境內人民幣（CNY）現有的匯率制度和金融體系改革不易受外部衝擊，又能鼓勵離岸人民幣在全世界範圍內的流通使用。一個央行，兩種貨幣，兩套管理模式，離岸和在岸緊密聯動，助力人民幣在更高水準上的使用。最終的目標是實現人民幣自由可兌換，CNY和CNH自然就合而為一。
（三）推動數字全球化的標準制定和基礎設施建設。在投資「一帶一路」國家和地區基礎設施和專案投融資安排上，推動人民幣取代美元成為主要計價貨幣，支持以資訊網路為主的「新基建」，幫助發展中國家能夠在科技驅動的普惠金融中受益，在參與數字產業鏈的重新整合中，共用發展成果。
鼓勵中國的科技企業為全球金融體系建立全新數位支付網路。重點支援一批大型科技企業走出去，鼓勵創新數位產品和服務的出口，國家在出口准入、數字稅收等配套政策上要大膽嘗試，先放開再規範。跨境電子商務綜合試驗區和跨境電商出口監管試點成熟後儘快向全國推廣，加快跨境電商的技術標準和資訊化建設。要重點關注跨境物流普遍存在的成本高、運輸效率低、效益差等問題，從財政、稅收、法律等方面的政策提升跨境物流的效率。
鑒於資料將在全球價值鏈中發揮重要作用，數字企業國際化可能面對的最大風險就是資料服務中的侵犯隱私行為，以及基於平臺服務的壟斷行為。目前各國政府正在制定資料當地語系化法律以限制資料的跨境流動，並為國內資料的處理制定嚴格的規則。目前可行的一種解決方案是：出口企業做出資料監管承諾，保護海外消費者的利益，以換取進口國的市場准入承諾。最近一些關於資料流程動的協定就體現了這種模式。
（四）加強國際合作，堅持國際儲備貨幣多元化。人民幣國際化的目標不應該是替代美元，在全球範圍內樹立新的貨幣霸權，而是尋求中國在國際貨幣體系中，與全球經濟金融合作的廣度和深度相匹配的貨幣地位。尊重並相互支持其他國家的貨幣國際化戰略，加強與利益一致的各國央行合作，對Libra等超主權數位貨幣加強監管，既要避免其紊亂本國貨幣制度和金融穩定，又要防止其成為美國在數字全球化時代樹立美元壟斷地位的新工具。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人民銀行的DC/EP在境外的推廣要堅持市場行為，水到渠成，否則有可能引發貨幣主權的爭議，令其他國家對人民幣產生不必要的戒心，最終導致人民幣國際化進程事倍功半。
＊作者為王雪磊 為太和智庫研究員、經濟學博士，本文首發於財新網，轉刊於《太和智庫》，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