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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1031-SMG0035-快訊小紅條兒

柏林圍牆倒塌,邊界並未消失,邪惡換上新面具:《地理的復仇》選摘(1)

「喪失是逐步的。但是我選定的那一刻,是柏林圍牆塌垮的當下,喪失似乎最尖銳。」(圖為大批東德民眾翻過柏林圍牆的一刻。資料照,中評社)

「喪失是逐步的。但是我選定的那一刻,是柏林圍牆塌垮的當下,喪失似乎最尖銳。」(圖為大批東德民眾翻過柏林圍牆的一刻。資料照,中評社)

要恢復我們的地理意識,我們必須先整理好近來歷史上我們最深刻喪失它的那一刻,解釋為什麼喪失地理意識,並且說明它如何影響我們對世界的假設。當然,喪失是逐步的。但是我選定的那一刻,是柏林圍牆塌垮的當下,喪失似乎最尖銳。雖然是人為的邊界,其崩垮應該加強我們對地理及地圖的尊敬──以及這幅地圖可能如何預見鄰近的巴爾幹以及中東的命運──柏林圍牆的消失,使我們對依然分裂我們、等候我們的真正地理障礙視而不見。

因為我們突然間進入一個世界,在這個世界裡,德國的人為疆界被拆卸,導致人們假設所有的人為分隔都可以克服;民主將征服非洲和中東,與在東歐一樣容易;全球化──很快就成為流行語──只不過是歷史的道德方向和一種國際安全體系,而不是一種經濟和文化的發展階段。極權主義的意識形態才剛被擊垮,即使美國和西歐的國內安全也被視為理所當然。和平的外觀深入人心。

美國國務院前任政策計畫處副處長法蘭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預先掌握到時代精神,於柏林圍牆拆除前幾個月發表一篇文章〈歷史的終結〉,宣稱雖然戰爭和叛亂仍會繼續,黑格爾式的歷史現在已經終結,因為資本主義的自由民主勝利,已經替哪一種政府制度對人類最好的論辯畫下句點。因此,只不過是更以我們本身形象去塑造世界,有時候要透過部署美軍部隊為之;一九九○年代的部隊部署不會產生太大的懲罰作用。這是後冷戰的第一個知識循環,它也是幻想的時代。當時「現實主義派」(realist)和「務實主義者」(pragmatist)這種名詞被當作貶抑之詞,象徵嫌棄進行人道干預,似乎不論是傳統意義或狹義界定的國家利益都應該迴避。當時最好是當個新保守主義者或自由派國際主義者,他們被當作只是想要在巴爾幹制止種族屠殺的好人、聰明人。

理想主義在美國如此冒出來,並非史無前例。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勝利高擎起「威爾遜主義」的大旗。美國總統伍德羅.威爾遜(Woodrow Wilson)的這套理想,後來經證明,很少考量到美國的歐洲盟邦之真正目標,甚至更不考量巴爾幹和近東的現實;一九二○年代這個區域的事件告訴我們,從鄂圖曼土耳其帝國出現的民主和自由,只在這個舊帝國的個別地區提升了狹隘的種族意識覺醒。西方從冷戰得勝後也出現相同的現象,許多人相信它會在「民主」和「自由市場」的大旗下帶來自由和繁榮。許多人以為,即使是最貧窮、最不穩定的非洲大陸,它還受制於世界最人為、不合邏輯的邊界,或許也已站到民主革命的邊緣;彷彿位於歐洲中心的蘇聯帝國之覆亡對於全世界最欠開發的國家──他們被大海和沙漠阻隔在數千英里之外,只透過電視彼此產生關聯──意義極大。可是,就和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一樣,我們贏了冷戰,沒帶來太多民主和全球和平,只有為下一個生存而奮鬥,而且邪惡只不過換上了新的面具。

民主和良政事實上在非洲各地都開始冒出來。但它將是一段長久、艱苦的奮鬥,在奮鬥過程中有相當長的一段無政府現象(發生在西非若干國家)、叛亂和徹底的屠殺(發生在盧安達〔Rwanda〕)。非洲有一段漫長之路要走,才能界定一九八九年十一月九日至二○○一年九月十一日這十多年──也就是從柏林圍牆崩塌到凱達組織(al Qaeda)攻擊五角大廈和世界貿易中心這段時期:這十二年間的大規模屠殺和人道干預遲遲而來,令理想主義的知識分子倍感氣餒,而且這些干預行動的成功,雖然使理想主義者揚眉吐氣,但其實在九一一事件之後的十年卻證明它們是災劫。

2001年九一一恐怖攻擊事件,讓美國社會創鉅痛深(AP)
「九一一事件之後的新年代,地理卻對美國在近東的好意展開劇烈破壞。」(資料照,美聯社)

九一一事件之後的新年代,地理(在一九九○年代於巴爾幹和非洲肯定是個重要因素)卻對美國在近東的好意展開劇烈破壞。從波士尼亞到巴格達之旅,從巴爾幹半島前土耳其帝國西部最開發的地區之有限度空戰和陸戰,擴大到它東部最不開發的美索不達米亞(Mesopotamia)地區的大規模步兵入侵,它暴露出自由派普世主義之局限性,在這個過程中承認對地理要重新尊重。

後冷戰其實始於一九八○年代,比柏林圍牆崩塌還早,當時「中歐」一詞重新復活;後來牛津大學學者提摩太.賈頓.艾許(Timothy Garton Ash)把它定義為「有別於蘇聯的『東方』(East)的一種政治及文化區分」。中歐(Mittleuropa, Central Europe)理念的成分大過地理的事實。它構成記憶的宣示:它是濃郁、愉悅地散置而又浪漫的歐洲文明,代表著圓石街道和人字形屋頂、醇酒、維也納咖啡館和古典音樂,以及溫和、人文主義的傳統,而且灌輸了銳利、令人憂心的現代主義藝術與思想。它令人追憶起奧匈帝國(Austro-Hungarian Empire)以及古斯塔夫.馬勒(Gustav Mahler)、古斯塔夫.克林姆(Gustav Klimt)和西格蒙德.佛洛伊德(Sigmund Freud)等名氏,而且深受伊曼紐爾.康德(Immanuel Kant)和荷蘭猶太裔哲學家巴魯赫.史賓諾莎(Baruch Spinoza)的影響。

的確,「中歐」代表納粹主義和共產主義大破壞之前已陷入危機的猶太人知識界;它代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的經濟發展,強壯的波希米亞工業化水平其實高過比利時。它代表雖有種種衰頹和道德瑕疵,雖在愈來愈失能、但仍親善的哈布斯堡帝國大傘之下,仍有個相當多元種族寬容的區域。

在冷戰的最後階段,普林斯頓大學教授卡爾.休斯克(Carl E. Schorske)在他觀察銳利的經典大作《世紀末的維也納》(Fin-de-Siècle Vienna: Politics and Culture),還有義大利作家克勞迪歐.馬格里斯(Claudio Magris)在他豐富的遊記《多瑙河》(Danube)中,都精簡地掌握到中歐的新意義。馬格里斯認為,中歐是一種情感,「代表針對任何極權主義方案的一種防衛」。至於匈牙利作家喬治.孔拉德(Gyorgy Konrad)和捷克作家米蘭.昆德拉(Milan Kundera)則認為中歐很「高尚」,是解放政治渴望的「總鑰匙」。

在一九八○年代和一九九○年代談到「中歐」,指的是一種文化,它所形成的地理,與山脈或蘇聯坦克所形成的地理無殊。中歐的概念是對冷戰地理的責難,因為冷戰拋出「東歐」這個字詞,指的是由莫斯科控制的半個共產世界的歐洲。由於東德、捷克斯洛伐克、波蘭和匈牙利都曾經是中歐的一部分,因此新興概念主張,它們不應被納入共產主義和華沙公約這批被囚禁的國家之列。幾年之後,挺諷刺的是,當南斯拉夫爆發族裔戰爭時,「中歐」不再是統一的代名詞,而變成了分裂的代表;人們從腦海裡把「巴爾幹」從中歐分割出去,使它實質上成為新/舊近東的一部分。

東歐國家阿爾巴尼亞把冷戰時期的核彈掩體,改造為紀念受共產黨迫害者的博物館。(AP)
「中歐的概念是對冷戰地理的責難,因為冷戰拋出「東歐」這個字詞,指的是由莫斯科控制的半個共產世界的歐洲。」(圖為東歐國家阿爾巴尼亞把冷戰時期的核彈掩體,改造為紀念受共產黨迫害者的博物館。資料照,美聯社)

巴爾幹是舊時土耳其及拜占庭帝國的同義詞,它的險峻山脈阻礙發展,它普遍較低的生活水平可回溯到數十年前或數百年前,落後位於歐洲中心的前哈布斯堡帝國及普魯士帝國。共產黨宰制的灰澀的數十年當中,事實上,羅馬尼亞和保加利亞等巴爾幹國家,所遭受的貧困和壓制程度,是蘇聯帝國北半部「中歐」所不知道的慘烈。當然,情勢相當複雜。東德是這些衛星國家中真正遭受最多占領的國家,因此它的共產主義制度最僵固。連南斯拉夫──不是華沙公約正式會員國──尤其是它的城市,都享有捷克斯洛伐克未能擁有的某種程度之自由。

可是,整體來講,前土耳其及拜占庭帝國的東南部歐洲國家,在共產主義政權下遭遇的苦難,並不低於東方專制主義的版本,彷彿第二次蒙古人入侵,當時這些信奉天主教的昔日哈布斯堡歐洲國家,吃的苦頭比較不惡毒:是不同程度的激進社會主義型民粹主義很灰澀的攙和。從雖是共產主義、卻比較自由派的匈牙利卡達(Janos Kadar)政府治下,進入西奧塞古的羅馬尼亞極權主義,就是典型的實例。

我在一九八○年代經常如此旅行:當我坐的火車從匈牙利進入羅馬尼亞時,建築材料的品質突然惡化;官員亂搜我的行李,針對我的打字機作文章,向我索賄;公用廁所裡沒有衛生紙、燈光也昏暗。沒錯,巴爾幹深受中歐影響,但它們也深受同樣相近的中東之影響。塵土飛揚的草原、陰鬱的公共空間──兩者都從安納托利亞(Anatolia)引進──是科索沃和馬其頓生活中的特色,這在文明活潑的布拉格和布達佩斯是很難看到的。因此,種族雜處的南斯拉夫頻頻發生暴力,而單一種族的中歐國家(如匈牙利和波蘭)相對平靜,絕不是意外或完全可推諉在某名個別壞蛋頭上的事。歷史和地理也脫不了關係。

可是,高舉中歐做為道德和政治指南、而非地理方位,像賈頓.艾許──本年代最雄辯滔滔的聲音之一──這樣的自由派知識分子,提出一個並非歐洲的觀點,而是全世界的觀點,它兼容並蓄、不搞差異化。依據這個觀點,不僅巴爾幹不應被編派為低度開發和野蠻,其他任何地方──如非洲──也不應該。柏林圍牆的傾塌不只影響德國,也應該釋放出中歐的美夢。這種人文主義的作法,是自由派國際主義者和新保守派在一九九○年代都信服的四海一家精神本質。保羅.伍佛維茨(Paul Wolfowitz)在因強烈支持伊拉克戰爭而大為出名之前,就力主在波士尼亞和科索沃進行軍事干預。事實上,他與賈頓.艾許這個大自由派聯名在左傾的《紐約書評》(New York Review of Books)雜誌上撰文。前往巴格達之路其根源是一九九○年代的巴爾幹干預,它遭到現實主義者和務實派的反對,即使在前南斯拉夫的這些軍事部署,也證明是不容否認的成功。

渴望解救波士尼亞和科索沃的穆斯林,不能與渴望恢復中歐分開來,兩者既是真實、又是深刻想像的地方,將證明道德與人道主義會將美麗聖潔化。(雖然提摩太.賈頓.艾許本人懷疑理想化中歐的作法,卻看到這種理想化可能出現的積極道德用處。)

以撒.柏林(Isaiah Berlin)的人道主義作品掌握一九九○年代知識分子精神。提摩太.賈頓.艾許在回憶錄中寫到他在東德的生活:「我常說:『我是柏林人。』指的是我是以撒.柏林信徒。」現在共產主義已經潰敗,馬克思主義的烏托邦已被揭露是假的,以撒.柏林就是對過去四十年風靡學術界的一元論理論最完美的解毒劑。以撒.柏林曾在牛津大學任教,他的一生恰好貫穿二十世紀,一向替資產階級務實主義及政治實驗「暫時妥協」做辯護。他厭惡地理、文化和種種其他形式的決定論,拒絕將任何人歸附於命運。他的觀點透過一生的文章和演講表述清楚,經常是曠野中孤獨的學術之聲,構成對謹慎的理想主義的完美綜合,用來反對共產主義、也用來反對「自由和安全只適合某些人、不適合另一些人」的理念。他的哲學和中歐的理想完全吻合。

但是,經過這些聰明、言詞便給的知識分子解說,雖然中歐的概念的確很高尚,應該在我將以例子說明的所有西方國家外交政策上常年不斷扮演角色,但它也面臨一些障礙,我稍後將會討論它。

《地理的復仇》書封(圖為麥田出版提供)
《地理的復仇》書封(圖為麥田出版提供)

*作者為美國資深記者、地緣政治專家,在台出版作品包括《世界的盡頭》(馬可孛羅)、《南中國海》(麥田)等,本文選自作者新著《地理的復仇:一觸即發的區域衝突、劃疆為界的地緣戰爭,剖析地理與全球布局終極關鍵》(林添貴譯/麥田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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