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九八○年代和一九九○年代談到「中歐」，指的是一種文化，它所形成的地理，與山脈或蘇聯坦克所形成的地理無殊。中歐的概念是對冷戰地理的責難，因為冷戰拋出「東歐」這個字詞，指的是由莫斯科控制的半個共產世界的歐洲。由於東德、捷克斯洛伐克、波蘭和匈牙利都曾經是中歐的一部分，因此新興概念主張，它們不應被納入共產主義和華沙公約這批被囚禁的國家之列。幾年之後，挺諷刺的是，當南斯拉夫爆發族裔戰爭時，「中歐」不再是統一的代名詞，而變成了分裂的代表；人們從腦海裡把「巴爾幹」從中歐分割出去，使它實質上成為新／舊近東的一部分。
巴爾幹是舊時土耳其及拜占庭帝國的同義詞，它的險峻山脈阻礙發展，它普遍較低的生活水平可回溯到數十年前或數百年前，落後位於歐洲中心的前哈布斯堡帝國及普魯士帝國。共產黨宰制的灰澀的數十年當中，事實上，羅馬尼亞和保加利亞等巴爾幹國家，所遭受的貧困和壓制程度，是蘇聯帝國北半部「中歐」所不知道的慘烈。當然，情勢相當複雜。東德是這些衛星國家中真正遭受最多占領的國家，因此它的共產主義制度最僵固。連南斯拉夫──不是華沙公約正式會員國──尤其是它的城市，都享有捷克斯洛伐克未能擁有的某種程度之自由。
可是，整體來講，前土耳其及拜占庭帝國的東南部歐洲國家，在共產主義政權下遭遇的苦難，並不低於東方專制主義的版本，彷彿第二次蒙古人入侵，當時這些信奉天主教的昔日哈布斯堡歐洲國家，吃的苦頭比較不惡毒：是不同程度的激進社會主義型民粹主義很灰澀的攙和。從雖是共產主義、卻比較自由派的匈牙利卡達（Janos Kadar）政府治下，進入西奧塞古的羅馬尼亞極權主義，就是典型的實例。
我在一九八○年代經常如此旅行：當我坐的火車從匈牙利進入羅馬尼亞時，建築材料的品質突然惡化；官員亂搜我的行李，針對我的打字機作文章，向我索賄；公用廁所裡沒有衛生紙、燈光也昏暗。沒錯，巴爾幹深受中歐影響，但它們也深受同樣相近的中東之影響。塵土飛揚的草原、陰鬱的公共空間──兩者都從安納托利亞（Anatolia）引進──是科索沃和馬其頓生活中的特色，這在文明活潑的布拉格和布達佩斯是很難看到的。因此，種族雜處的南斯拉夫頻頻發生暴力，而單一種族的中歐國家（如匈牙利和波蘭）相對平靜，絕不是意外或完全可推諉在某名個別壞蛋頭上的事。歷史和地理也脫不了關係。
可是，高舉中歐做為道德和政治指南、而非地理方位，像賈頓．艾許──本年代最雄辯滔滔的聲音之一──這樣的自由派知識分子，提出一個並非歐洲的觀點，而是全世界的觀點，它兼容並蓄、不搞差異化。依據這個觀點，不僅巴爾幹不應被編派為低度開發和野蠻，其他任何地方──如非洲──也不應該。柏林圍牆的傾塌不只影響德國，也應該釋放出中歐的美夢。這種人文主義的作法，是自由派國際主義者和新保守派在一九九○年代都信服的四海一家精神本質。保羅．伍佛維茨（Paul Wolfowitz）在因強烈支持伊拉克戰爭而大為出名之前，就力主在波士尼亞和科索沃進行軍事干預。事實上，他與賈頓．艾許這個大自由派聯名在左傾的《紐約書評》（New York Review of Books）雜誌上撰文。前往巴格達之路其根源是一九九○年代的巴爾幹干預，它遭到現實主義者和務實派的反對，即使在前南斯拉夫的這些軍事部署，也證明是不容否認的成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