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治時期出生的前總統李登輝是第一個踏入日本國會的台灣元首。他九度訪日，每次都踩痛中國敏感神經，卻化解了1972年台日斷交後的國際僵局，促使日本媒體與社會認識台灣，從好奇、認識，進而支持台灣，營造台日友好的氣氛。
李登輝數度訪日，陸續突破不能公開演講、不能召開記者會、不能與政治人物見面，亦不能踏入東京與京都的限制，一路過關斬將，在日執業的台灣籍醫生王輝生幾乎無役不與。
《李登輝訪日秘聞》鉅細靡遺地補遺了李登輝的訪日行腳，也揭露台灣在外交現場運籌帷幄的祕辛，皆是台日關係苦盡甘來的過程。
日治時代台灣就讀京都大學的人士不多，但都出類拔萃，如台灣第一位醫學博士、前台大醫學院院長杜聰明、駐日代表謝長廷等等，但箇中佼佼者，則非李登輝前總統莫屬。所以在李的總統任期中，我就偶爾寄呈一些母校的資訊供其玉覽。
日本政府阻一老人懷舊之旅
卸任公職後，李前總統一心想重遊舊地，其一九四三年京大農經學科的同窗會（大文字会）僅存的三十名同學也都翹首企盼（我曾逐一打過電話致意詢問）。
由於當年台灣人要來日本得需簽證，然而，日本政府基於政治考量，再三阻擾一介老人的懷舊之旅。身為在日台灣人，我感到奇恥大辱，詢問周遭的日本人士，也都深深不以為然，所以我毅然決然發起「贊同李登輝前總統訪問日本及母校京大」的連署運動。
由於醫師的良心職業本能，個人意志較不易被政治因素所左右，所以連署運動一開始，我先從周遭的醫師友人著手，想不到得到熱烈迴響，給了我十足的信心。於是一鼓作氣，於二○○○年八月二十六日發動日本全國性的連署運動，針對京都大學的師生校友，尤其是醫學部及農經學系的校友及全國各地方的醫師會，一人一信，共寄出一萬八千多份的信函，尋求共襄盛舉。
為了提高呼群保義的效果，我首先尋找我的恩師，京大產婦人科森崇英教授（ＮＰＯ法人生殖再生醫學アカデミア理事長），及京大醫學部部長兼醫學研究科長的本庶佑教授（二○一八年諾貝爾醫學獎得主）率先簽名，以壯聲勢，並為文公開呼籲旅日的台灣同鄉。
連署驚動松下政經塾創辦人
椎名參議員袓籍岩手縣，其外祖父就是一手擘劃並促成台灣現代化的最大推手──前台灣總督府民政長官後藤新平博士。其父椎名悅三郎是台日斷交時的外務大臣，當年奉命來台結束邦誼時，曾在台北被群情激憤的民眾丟過雞蛋。
當連署運動如火如荼進行時，驚動了總部在京都的「PHP綜合研究所」負責人江口克彥副社長邀我見面。
由於江口先生長年擔任「日本經營之神」松下幸之助先生的特助，並於一九七九年奉其老闆之命創立「松下政經塾」，所以他在日本政經界桃李滿天下。有幸蒙召，我當然欣然赴會，江口先生當場聯絡東京森喜朗總理的親信椎名素夫參議員。
椎名參議員袓籍岩手縣，其外祖父就是一手擘劃並促成台灣現代化的最大推手──前台灣總督府民政長官後藤新平博士。其父椎名悅三郎是台日斷交時的外務大臣，當年奉命來台結束邦誼時，曾在台北被群情激憤的民眾丟過雞蛋。
椎名參議員祖孫三代與台灣頗有淵源，他是學者出身，所以和李前總統相知相惜，是當年李前總統在日本私交最篤的日本政要，他本人也是日本有數的戰略專家及知美人士。
在江口先生的穿梭安排下，我與前輩添田世澤（陳世澤）醫師同赴東京，拜會椎名參議員並報告連署運動的近況，懇談兩小時，其要點有三：
一、十月十二日到十八日中共朱鎔基總理將訪日，在他訪日期間，一切連署運動暫時在水面下進行，待其返國後再爆出，以期能一氣呵成。
二、連署成果整理成冊後，一部親呈李前總統，另一部寄給椎名參議員，他會適時伺機轉呈森總理。
三、將來李前總統的訪日，最好由日本私人社團提出訪日邀請函，據此申請，則日本政府將無從拒絕，否則將會引發內閣危機。
椎名素夫與彭榮次的四條件
經過椎名參議員一番的「根回し」（私底下的溝通協調），一周後，椎名參議員與特地從台灣趕來的李前總統私人代表彭榮次（台灣輸送機器公司）董事長，專程連袂前來大津市的敝院訪問。剛好我的書房有上萬封待寄及收到的連署運動信函，堆積如山，兩位目光如炬的長者，眼見我只是一介單純的開業醫，孤孤單單地在做「唐吉軻德」式的工作，所以才釋懷並推心置腹地告知我附有四個條件的結論：
一、李前總統不能進入京都或東京，因為京都有太多的親李人士，人多嘴雜，恐難掌控；而東京是政治中心、更是敏感之地。但可以在京都近郊如琵琶湖等處活動。
二、不許與日本政治家接觸，以免節外生枝。
三、不能召開記者會。
四、不要將連署運動的成果公布。因為這樣會使日本政府顏面盡失，森總理不想讓人留下因被迫才答應李前總統訪日的刻板印象。
由於連署運動響應者眾，署名的回函每天有如雪片般紛至沓來，醫業繁忙的我窮於應付，以時薪一五○○日幣的代價，請了五位京大留學生幫忙。短短兩個月，收到六四三八名，包括八十四名京大教授的署名聲援，整理成冊後，將此兩個月的成果，用郵便寄呈給森喜朗總理及京大長尾總長。
另外，在十月二十八日（星期六）內人看完門診後，代我前往台灣，將成果面呈李前總統。
為此，李前總統伉儷及彭榮次先生在鴻禧山莊久等到晚上八點多，他才以客家料理的私宴款待內人。據內人說，那天李前總統頗為高興，剛由捷克訪問歸國，將在捷克所獲贈的名酒，幾乎一個人喝乾殆盡。
二十九日內人返日的隔天，竟然驚聞李前總統因狹心症發作而緊急住院的壞消息，內人以為是前天為了她的夜宴所致，內疚頗深，所以在他出院後的十一月十五日致函慰問。
我個人則於二○○一年一月三日攜帶兩大箱簽名的原稿，在同學江木庭醫師的陪同下前往鴻禧山莊，首次晉見李前總統。
這位博學多聞的哲人總統，用台語連說「多謝、多謝」，我從其溫馨簡潔的語氣、炯炯有神的目光及氣宇軒昂的丰釆中，終於了解，眼前這位龍行虎步、不怒而威的睿智長者，為何會被那麼多的日本庶民及高傲的政客、學閥、財閥們所敬佩景仰，因為這種全身散發著武士道領袖魅力的哲人政治家，在戰後的日本已經是鳳毛麟角了。
日本政府拖延戰術盼李知難而退
二○○一年四月的日本春暖花開，正適合心血管疾病患者遠行治療，李前總統於四月十日向日本駐台單位、台北的「交流協會」，提出赴日就醫的簽證申請，但有如石沉大海，始終沒有得到答覆。因為當時日本政府內部正陷入發證與否的激烈爭執中，森喜朗總理謹守默契，傾向發證放行，但河野洋平外務大臣堅決反對，並不惜以辭職下台要脅森總理。
二○○一年四月的日本春暖花開，正適合心血管疾病患者遠行治療，李前總統於四月十日向日本駐台單位、台北的「交流協會」，提出赴日就醫的簽證申請，但有如石沉大海，始終沒有得到答覆。
因為當時日本政府內部正陷入發證與否的激烈爭執中，森喜朗總理謹守默契，傾向發證放行，但河野洋平外務大臣堅決反對，並不惜以辭職下台要脅森總理，以致形成僵局。
河野大臣是自民黨中有名的親中傾中人士，有一次赴泰國開會，途中遭遇颱風，飛機迫降台灣，在漫長的等待中，台灣當局好意邀迎河野大臣下機休息，但被婉拒。
當河野抵達曼谷後，還引以為傲地對同時與會的江澤民主席示媚求寵地訴說此事（即使過境台灣也不踏上台灣土地），堂堂大國的外務大臣居然如此地作踐自己，日本的有識之士都深不以為然且痛心疾首。
在簽證發放與否呈現膠著狀態時，針對媒體的詢問，福田康夫官房長官及河野大臣總是跳針般制式回答「沒有收到正式的申請，沒有受理」云云，企圖搪塞敷衍，希望李登輝前總統能因循往例，再度體諒日本政府的苦衷而自動知難而退。
台灣政界日本媒體聲援李攤牌
李前總統眼看森總理身陷窘境而躊躇不決，不想如往常般再度委屈求全，於是親上火線在四月十五日與彭榮次先生在台北舉行記者招待會，公開攤牌，指陳其赴日就醫的強烈意願，並對日本政府的優柔寡斷有所不滿。
陳水扁總統也召見日本「交流協會」的山下新太郎台北事務所長，表達嚴重的抗議：「如果拒發簽證，台日關係勢必更進一步惡化。」呂秀蓮副總統更加碼指責：「日本政府為富不仁、沒血沒淚，這是日本政府及人民的恥辱。」等等台灣島內批日的聲音不絕如縷。
日本也不遑多讓，原本對台灣鮮少著墨的日本媒體，一個多星期以來，一反常態地從電視的日夜討論到長篇累牘的報紙社論，接連不斷地為台灣打氣，替李登輝把脈，以尋找解套良方，一面倒同情台灣的聲浪此起彼落，「李登輝頑張れ！（加油）」的聲音更是不絕於耳，這在幾十年來的台日交流史上，是絕無僅有的現象。
眼看有病在身的李前總統赤手空拳，都躬身上陣而奮戰不懈，手握武器的我，豈能袖手旁觀而置身事外。於是馬上聯絡日本共同通信社的記者，告知我想公布連署運動的成果，該記者異常興奮，並熱情地建議我在京大校園內公布，最好是選在星期一早上九點，讓校方來個措手不及，但因我早上有門診，所以改在同日下午一點半，於京都大學校本部指標建築「時計台」內的記者俱樂部舉行記者招待會，將連署運動的成果正式公諸於世。
森喜朗關鍵時點忽然下台
隔天（四月十七日），日本輿論譁然，幾乎各大報都不約而同地刊載此事，促成了李前總統人道就醫之旅的臨門一腳。然而，次日的四月十八日，森喜朗總理以「與國民之間的信賴關係產生了巨大的隔閡」為由，發表辭職下台的聲明，二十六日小泉純一郎上任，順利接班成為日本第八十七代內閣總理大臣。
儘管中國外交部及駐日陳建大使強烈抗議，但終歸枉然，四月二十二日李前總統睽違十六年，終於在眾人淚光閃閃的歡呼聲中抵達大阪，並於二十四日在岡山倉敷中央醫院，接受我京大同期生光藤和明部長醫師的心血管擴張術治療。（本文摘錄自第一章〈就醫之旅〉）
李登輝訪日秘聞
作者：王輝生（大田一博）
出版：前衛出版社，2020年8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