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天下午，在豐原採訪台中市教育局長楊振昇時，提到自李登輝擔任總統以來，假民主之名，大搞黑金政治以鞏固其個人權力，也將台灣勤樸的道德價值觀徹底破壞；搞到現在，民進黨還在大搞什麼「素養教育」課綱。要培養年輕學生的正確態度。傍晚採訪結束回到台中，看了晚間新聞才知道，李登輝當天晚上過世了。
近三十年來，不論是民國七十、或八十及九十年代出生的台灣年輕世代，倫理道德教育早就遭到破壞，在李登輝自稱二十二歲以前是日本人、以身為日本人為榮的言辭大搞台灣人的分化之下，以及民進黨政府長期的去中化及去中華文化，台灣的教育早就失去了文化與精神（道德）教育。
加上在李登輝以錢（黨產）、權（位）引入黑金政治以鞏固個人權力的作為下，眾多政治人物率先破壞法治、貪污而不以為恥、有些人明明證據確鑿卻也能恬不知恥高喊政治迫害。在有樣學樣下，如今眾多年輕人沒有是非觀、廉恥觀、沒有尊親重道的態度，也欠缺親親仁民的價值觀，社會充滿弒父殺子、以暴凌弱以眾欺寡的懦夫行為、態度惡劣又完全欠缺自我反省能力的年輕一代，然後今大才說要培養年輕人的「素養教育」！這才真正是台灣人進入民主時代的最大悲哀。
而台灣戰後好不容易建立起來的勤樸政風與社會道德價值觀的嚴重敗壞，其始作俑者，始自李登輝。
李登輝在二十二歲前接受的是日本軍國體制下的教育，說他可能不具有中華文化與思想的深層知識與思考，可以理解；但他不能因為自己受的是日本教育，就把自己當日本人。印度甘地受的是英國教育，但他可不會說自己是英國人。韓國人被日本統治了四、五十年，二次戰後也沒有韓國人說自己幾歲以前日本人的！韓國人還是恢復了韓國的歷史文化與思想。
很少有一個當到國家領導者的人，會像李登輝那樣，見日本人說自己是日本人，見台灣人說自己是台灣人；又在鞏固自己權位時，說自己既是台灣人也是中國人。這種毫無自主意識的人，說要為台灣主體性而努力，聽起來就像是謊言。如果他對日本人說，他就是台灣人，對於日本軍國主義時代的殖民主義與對外侵略戰爭不能認同。他可以說自己年輕不懂事，還想從軍去為日本人侵略南洋；從民主人本的思想，那是錯誤的行為。他如果在日本這樣說，至少還讓人尊重一點。
說他是台灣的民主先生，真的是對民主的一種反諷！中華民國剛建立時，就把民主選舉搞成肉桶政治。李登輝當上總統與國民黨主席後，就透過所謂大掌櫃，以黨產的錢、以及各種權位（含民意代表的提名），運用錢權與黑金掛勾，等同時一種變相的肉桶政治；而一個人在當了十二年的總統，握有如此龐大的財力與權力，卻將台灣政治、社會搞得一片黑金瀰漫、烏煙瘴氣；這樣的民主，敢稱自己是民主先生嗎？
事實上，在戒嚴時期，台灣的民主是許多所謂黨外入士冒著生命危險、不顧身家財產安全，拼搏而來的。蔣經國臨死前確定解除戒嚴，不僅有國內黨外人士的拼命以搏，還有國際情勢的不得不然。那時美國早與中共建交，鄧小平全力改革開放、反攻大陸已不可為，蘇聯共產勢力逐漸瓦解，在台灣內部民主人士的強力鼓動及推動下，蔣經國已決定解除戒嚴，後續不論誰當總統，台灣只有民主這條路。
但台灣這條民主路可以走得更好，在台灣當時既有經濟基礎上，民主政治能夠清正公平，台灣應該可以發展得比韓國、新加坡來得好；但台灣會走得如此衰頹，也是因為李登輝的一己之私所造成。
有人認為，他的權謀與深沉使他成為一個有為的強人。他或許有足夠的聰明，也因此才會被蔣經國肯定與提拔；但他的人格並不值得尊重；他在當時想扮演國民黨內一個強人角色，他喜歡用連戰、宋楚瑜，就用錢和權擺平路障；他想兩面討好，並利用外部民進黨力量牽制國民黨內的反對者，扶持陳水扁。但連戰、宋楚瑜和陳水扁，最後都和他翻了臉。因為他依恃的是他的錢與權的勢力及操作，而非一個領導者受人尊重的人格。
在當年，他愛權也恃權；為了愛權，他犧牲了台灣大多數善良人民的幸福和安定；得利者多數是財團、地主及政治相關人等。而在當時的環境，也讓他有這樣的舞台得以所謂的權謀去操弄政治。但他並不有為；所謂有為，是運用有限的資源創造更大的效益，造福更多人。然而，他掌握了國民黨龐大的黨產利益、在總統直選前就掌握了台灣最大的政治權力，但最後卻把國民黨搞垮，讓台灣政治走向腐化敗壞、讓台灣經濟至今遠落後於新加坡、韓國與香港。他這樣豈算是有為？
很難理解，竟然有綠營的人說他是台灣的國父。不論是二戰前或二戰後，有人抵抗帝制暴政，有人發起民族革命推番殖民集權統治，諸如印度甘地、中國孫中山、南非曼德拉、緬甸翁山蘇姬，他們都是不怕犧牲生命，與龐大的政治機器與軍事武力對抗。有些支持台獨的人刻意嘲簽孫中山，說他都在國外募款，打仗都是黃興那些人。但孫中山早在不到三十歲之年，就天天冒著被大清國殺的危險搞革命。那時大清國雖非強國，也可算是世界大國，到處都有領事館通緝孫中山。最後，也是黃興等人支持孫中山當臨時大總統。孫的犧牲奉獻與才德，讓在第一線打仗且有軍事實力的國民黨人仍願支持他。
然而，看看李登輝，在台灣皇民化時期，仍有許多台灣人具有漢族精神意識而不願為了一點利益改姓日本姓的時候，他改了日本姓名；在他年輕時參加共產黨，但在一堆認同社會主義的台灣人被抓被殺時，他卻像沒事人一樣的當他的官。在李登輝給他官做時，他會恭謹的板凳坐三分之一；在當上總統後，為了鞏固自己權位，他寧願犧牲平民百姓的整體社會福利而放任黑金財團肆無忌憚。
沒有看過他犧牲奉獻、不惜性命的搞革命，也沒有看過他如黑人牧師金恩一樣不怕被抓被關被打、上街頭爭取黑人人權；只見到他都在戒嚴體制內享受榮華富貴，在解嚴後自己當總統了，以蔣經國時期累積下來的社會資本，放任資金炒作土地股市，以錢權勾串黑金財團、放任高爾夫球場開闢並自己到處大打高爾夫；將空氣污染源移到中南部，在台中設立中火、在雲林麥寮設火力發電，讓中電得以北送。
李登輝這樣的人格與作為，值得當台灣的國父嗎？這些喊出李登輝是台灣國父的人，到底受了什麼觀念或利益的影響，心中的價值觀和榮譽感為何會扭曲至此？
＊作者為中華雜誌總編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