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避免卻又無可避免，聽起來很矛盾，卻是這個世界各種關係發展過程的真實寫照。可避免的未必幸福，但最後走到無可避免卻多是悲劇。小至夫妻離婚，大至兩國戰爭，例子俯拾皆是。今天，台灣乃至世界也正面臨不少可避免卻又無可避免的狀況，可謂危機四伏。為什麼可避免最後卻又無可避免，不僅值得我們深究，更是思考吉凶之道的一個起點。
其實，大多數的衝突皆可避免，最後落到無可避免的結果，主要由兩項因素決定：矛盾激化的程度以及節制力量的大小。為方便讀者了解，在此以關係到台灣的三個例子來說明這兩項因素：港版國安法、以及當前的中美關係和兩岸關係。
首先談雙方矛盾激化的程度。世上很少完全和諧的關係，或多或少都有矛盾；矛盾是衝突的種子，但矛盾不一定產生衝突，主要看矛盾被激化到何種程度而定。矛盾一旦被激化到某一程度，跨過了門檻，利害關係變得愈來愈大，退路愈來愈少，原本可避免的事件，可能就變成無可避免的不歸路。
以港版國安法的制訂來說，一國兩制的設計本身就是一個矛盾，它本來就是一個過渡方案，遲早要走到一國一制，矛盾的種子就在這裡。圖一是一國兩制的矛盾程度，橫軸是大陸對一國的認知，從淡化到深化，縱軸是香港對兩制擴大的要求程度。在這四個象限中，第一象限是一方面香港不僅強烈爭取兩制擴大（主要是雙普選的落實），另一方面對一國的認同也同步深化。對香港來說，這應是最理想的狀況；對大陸而言，兩制雖擴大，但一國也同步深化，即使矛盾未消，激化程度也沒有到要制訂國安法的地步。第二象限的矛盾激化程度最強，亦即去年反送中運動所呈現的狀況，不僅一國認同淡化（甚至有港獨的聲音），而且要求兩制擴大的行動強烈。第三象限基本上是2014年雨傘運動以前的情況，一國認同依然淡化，但要求兩制擴大的抗爭基本上時間短，力道弱，也未影響到社會秩序。第四象限是大陸的期望，也是香港民眾最深的憂慮。第四象限代表了大陸與香港最大的心理預期差距，結果香港沒有選擇從第三象限走到第一象限的路，卻從第三象限走到第二象限，把矛盾進一步激化。
從中美關係來看，自70年代至今，矛盾激化程度，變化相當劇烈。美中之間的矛盾，可以從威脅與機會來理解，如圖二所示，縱軸代表美國認為中國對其威脅的大小，橫軸代表美國認為是中國對其是機會的多寡。之所以從美國的觀點來看，主要是因為美國實力較強且是掌握主動權的一方，中美關係從來不是由中國大陸來定義，而是由美國的認知來定義。當習近平想要界定兩國為大國關係時，美國自然感到不快。
圖二的第一象限是威脅大、機會多，此時二者是高度的競合關係，雖然目前尚未發生，但個人認為這很可能是未來主導美國對中新戰略的認知基礎，代表了後川普時代美中新關係的走向。第二象限是威脅大、機會少，這是矛盾激化最深的象限。從歐巴馬第二任開始，美國對中國的認知就已明顯轉變，到川普時不僅認為中國大陸是戰略競爭者，更是現狀的修正主義者（意即企圖改變國際秩序的現狀），中國成了對手，甚至是敵手。因此，美國對中發動貿易戰乃至對中國大陸一連串的警告、抵制或懲罰措施，一步步將矛盾激化，未來的衝突似已走上了無可避免的道路。1950及60年代的美中關係也是在此一象限，但威脅程度較現在弱，因為中國大陸的實力在美國眼中還沒有那麼強大。第三象限是威脅小、機會少，實務上此一象限只是邏輯的存在，因為在中美這樣的兩個大國之間，現實上不可能出現這種情況。第四象限則是威脅小但機會多，這是美國1970年代與中國大陸關係正常化的認知基礎。所謂威脅小，是指中國大陸實力尚弱，也不像蘇聯對美國具有強大的威脅，而機會則是聯中制蘇的機會，也是利用中國大陸勞動力與市場的機會，更是改變中國大陸的機會。
圖三是兩岸關係的矛盾程度，縱軸代表台灣政府的台獨(或反中)傾向，因為主權衝突是兩岸的根本矛盾，橫軸代表中美關係，因為兩岸關係的變化脫離不了中美關係的變化。第一象限是是台獨傾向強而且中美關係呈現對抗的狀態，這是矛盾最深的一種情況，也是當前的情況。長期以來，中共最在意的就是台灣政府的台獨傾向，這一段時間，台灣反中氣氛濃厚，且政府也做了不少具有台獨傾向的措施，例如稱「中華民國台灣」、外交部網站更改LOGO等等不一而足。除此之外，中美關係也是對抗的狀態，包括貿易戰、科技戰、秀軍事肌肉等等，最近司法部長更警告美國企業不要被中共利用，層面愈來愈廣。在這情況下，美國時不時就打一下台灣牌，而台灣更一面倒地靠向美國。在這一個象限，兩岸矛盾愈來愈深，兩岸關係也愈來愈緊張，衝突的種子已經開始發芽。第二象限的兩岸矛盾僅次於第一象限，這也是陳水扁執政時的情況，亦即政府政策傾向台獨，但中美關係基本上還是以合作為主，因此矛盾雖深，但中美關係仍起了緩合與節制的作用。第三象限是馬英九執政時的情況，既有九二共識做基礎，中美關係也是以合作為主，此一象限的矛盾最淺，兩岸之間具有較多的選擇空間與機會。如果未來的台灣政府不再採取台獨傾向的措施（和中立場），而中美之間仍然是對抗關係，則會出現第四象限的情形，此時台灣是採取避險的態度，矛盾仍次於第一及第二象限，不致於出現無可避免的衝突。
矛盾的激化也反映了三個現象：（一）雙方的心理期待落差愈來愈大；（二）雙方的互信愈來愈低；（三）惡性循環的啟動，雙方不斷地試探底線。以港版國安法為例，從九七回歸之後，中共與香港民眾其實從一開始就有相當的心理期待落差，而且缺乏互信，中共懷疑香港民眾對國家的認同，香港社會則對「五十年不變」的承諾也抱著懷疑的態度。在這一段時間，大陸想強化一國的國家認同而不可得，香港民眾想擴大與實踐兩制中的民主精神，也無法順利如願，使雙方的心理期待落差愈來愈大，矛盾漸漸被激化，從2014年雨傘運動開始，更開啟了大陸與香港之間對抗的惡性循環。
從雨傘運動到反送中運動，可以明顯看到幾個現象：（一）這些運動已漸漸偏離了一國的方向；（二）運動的背後可看到外國力量的作用；（三）香港特區政府已沒有能力處理涉及國安方面的問題。此一發展最終讓大陸認為香港已碰觸到了底線，港版國安法就成了無可避免的發展。
以中美關係來說，自川普當選之後，雙方的心理期待落差迅速擴大，美國認為中國大陸想取而代之，視之為戰略競爭者，而中國大陸認為美國想要阻撓其崛起。雙方都宣稱自己沒有那樣的意圖，但彼此都不相信，換言之，雙方的互信愈來愈低，溝通的機制也愈來愈少，高級別的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在2017年後即不再舉行。更重要的是，在川普之前，雙方並沒有啟動競爭或對抗的惡性循環，但川普開啟了貿易戰、科技戰，大陸也都做出相對應的回應，雙方落入了無可避免的惡性循環。在此一惡性循環漩渦之中，中美關係短期內不僅沒有什麼改善的可能，甚至於還會持續惡化，但修昔底德陷阱是否會成為無可避免的最終結果，更是大家都關注的問題。
至於兩岸關係，台灣反中氛圍濃厚，在大陸眼中，民進黨政府不斷以切香腸方式往台獨方向推進，而對民進黨政府來說，反中已是其政治生命的泉源。除此之外，台灣民眾不僅心理拒統，對大陸實力增強所造成的威脅，內心也是既憂且恐。在蔡英文總統的第一任期，拒絕承認九二共識，雙方掉進了惡性循環的漩渦，包括了經濟、外交、機艦繞台等層面，雙方關係日趨惡化，即使可以用來緩和關係的新冠疫情，也被絞進這個漩渦之中。當前雙方矛盾的激化，已升高到1970年代以來的最高點。然而，沒有最高，只有更高，台灣正面臨前所未有的危險。
矛盾高度激化之後，會產生兩個風險，一是提高非理性決策的機率，一是惡性循環愈來愈難終止。非理性決策的部分，大多屬領袖個人的瘋狂行為，無法預測，本文不討論。矛盾激化的惡性循環是否會一路發展到底，從可避免走向無可避免，主要就看是否有足夠的節制力量，可發揮剎車的作用。節制力量有內部與外部之分，也有大小之別，但能否有效節制才是關鍵，同樣也以這三個例子來說明。
從2014年雨傘運動之後，香港的抗爭力量就像踩油門一樣，從有人領導到無大台且不割席，勇武派顯然壓過了「和理非」。由此可知，抗爭者內部的節制力量非常薄弱。其次，外部也缺少足以節制大陸政府的力量。儘管港人寄希望於外部勢力的干預，但香港在法律上已是中國大陸的領土，國際現實上也沒有足以節制大陸的力量。大陸與香港之間的地位與力量如此懸殊，外部又無節制力量，而抗爭又可能不斷升級，大陸必須做一個了斷，港版國安法的無可避免也就不令人意外了。
中美關係矛盾激化，雙方已落入了惡性循環的漩渦，依目前情況，雙方的衝突只會持續與增強，而這個漩渦的底部即是眾所憂心的修昔底德陷阱。雖有不少美國知名學者都擔憂中美之間的軍事衝突，也有學者認為雙方已接近修昔底德陷阱，但雙方之間至少仍有兩個強大的節制力量，一是雙方利益的停損點，一是核武器的戰略嚇阻。換言之，修昔底德陷阱並非不可避免。所謂利益的停損點，是指雙方其實利益糾葛十分複雜，在對抗的過程中，彼此內部利益不斷受損，但到了某一個點，就會感到難以承受，內部會產生節制的作用，以降低衝突。今年底的美國選舉就是此一節制機制是否能發揮作用的考驗。不過，更重要的還是核武器的戰略嚇阻作用，中美之間如果發動核戰，對兩國都是難以承受之災難，因此，除非領導人瘋狂，當前雙方持續的衝突雖無可避免，但修昔底德陷阱終究還是可以避免。
兩岸之間的矛盾激化的程度不亞於中美關係
兩岸關係就沒有中美關係那麼幸運了。兩岸之間的矛盾激化的程度不亞於中美關係，因此兩岸之間的節制力量也顯得特別重要。兩岸之間的節制機制有二，一是美國這個外部機制，一是和平統一的內部機制。長期以來，美國是兩岸之間最強的外部節制力量，也讓美中台戰略三角不致於崩潰。然而，這個節制力量有時反而有助長了兩岸矛盾的激化，這是民進黨執政時（包括陳水扁與蔡英文）會善用的槓桿，但也是危險的槓桿。美國的節制力量主要來自於中美實力的差距，雖然中美現在關係緊張，但中美實力差距也是歷史以來至今最小的時刻。
兩岸關係矛盾激化的另一個節制機制是大陸對和平統一的需求。對大陸來說，武力統一的代價太高，是非不得已的最後選項，也是被動採取的選項，因此長期以來一直鼓吹和平統一，這也是大陸學界對台政策主張的主調。即使在兩岸矛盾激化甚深的今日，除了少數異類之外，大陸官方與學界仍然是高唱和平統一的主旋律。
武統的機率雖不高，但台灣面臨的仍是嚴峻的處境。台灣要了解的是，美中之間不論如何競爭或衝突，都不太可能陷入修昔底德陷阱，但雙方都得承受對抗造成的損人不利己的局面，這個局面在中美實力差距縮小時，最後總得謀求相處的新共識。對大陸來說，儘管台灣矛盾的激化已愈來愈接近紅線，但大陸很清楚，中美關係才是處理兩岸問題的關鍵。未來中美關係的處理，將是一個涵括多層面的共識架構，而台灣問題在矛盾激化之後，極有可能被包裹在這個共識架構內。如果美國的節制力量弱化，且中美之間建立了新共識架構，那時候，大陸很可能會提出一個所謂台灣的一國兩制方案，就像現在的港版國安法一樣。屆時，台灣的處境不僅尷尬，恐怕也沒有太多的選擇空間，對台灣來說，這無異是無可避免的悲劇。
可避免靠的是智慧，無可避免則是因為衝動。從以上這個三個例子來看，港版國安法是一個教訓，中美關係是一個警惕，台灣要在這個教訓與警惕下思考新的兩岸之策了。
＊作者為前海基會副董事長。本文原刊《遠見華人菁英論壇》，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