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里芬被任命為參謀本部第三處處長，主管情報；不久後又接下年度參謀現調訓練負責人的任務。面對國際環境與技術條件的變化，瓦德西雖然無法馬上改變正式的戰爭計畫，但他構思了許多可能的選項，而參謀現調就是測試這些新概念的最佳工具，希里芬的重要性不容置疑。現調的方式並未改變太多，但加入了下達鐵路運輸命令的科目。戰爭部也派人參加兩邊隊伍，在補給問題上與參謀共同討論。從戰略角度而言，鐵路的運用成為重要的研究課題。演習開始宣布的一般條件常常包括：雙方兵力相等，鐵路條件相等。這代表鐵路與使用兵力大小同等重要。對當時主流的「守勢—攻勢」作戰概念而言，鐵路的運用是不可或缺的。德軍一般會等候敵人先發動攻勢，然後再攻擊敵人脆弱之處，而鐵路提供了反守為攻行動的可能性。在瓦德西之下，希里芬獲得實際主持這些參謀業務的經驗。
希里芬時代的挑戰
1891年2月，希里芬接任參謀總長。他管理參謀本部的個人風格，是新教徒倫理與騎兵團文化的結合：工作至上、謹慎規劃時間、關注細節、對每一個成員的關心。受到瓦德西失勢的影響，希里芬刻意與政治保持距離，希望至少能保護參謀本部不被政治干擾。但當國際政治情況不明朗時，他則會拜訪霍爾斯坦（Friedrich von Holstein）尋求指點。霍爾斯坦是普魯士軍官之子，年輕時與希里芬在柏林結識，一生奉獻於德國外交事業，並在俾斯麥下台後主導德國外交政策。國際關係理論中的守勢現實主義學派，將希里芬評價為完全不懂國際政治的軍國主義者，是與事實不合的臆測。
雖然帝國陸軍高層中仍有相當高比例的貴族，希里芬本人也符合這個階級的條件；但在戰爭部，除了騎兵部門仍由貴族擔任主管外，步兵、砲兵、與技術部門都由中產階級出身的軍官負責。參謀本部在1900年時，有63 %的成員出身貴族；到了1914年，這個比例降到40 %。在這兩個機構中，許多需要真正有能力者來完成的重要業務，都已由中產階級軍官主管。參謀本部因此獲得「真才實學者」匯聚之地的聲譽，也培育出如魯登道夫（Erich Ludendorff）、霍夫曼（Max Hoffmann）、庫爾（Hermann Kuhl）、格勒納（Wilhelm Groener）等在一戰中表現卓越的非貴族出身將領。希里芬強調，必須讓軍官團中最優秀的頭腦進入參謀本部，而非靠家世背景的庸才。
與此同時，德國的內外政治環境也經歷了大幅變動。第二帝國的多元專制政體，是以少數特權族群控制內政、外交、與立法為特色。自1888年起，政治過程從集體決策的集權制轉向個人獨裁的集權制；到1897年時，威廉二世已掌握了所有權力，帝國議會箝制行政權的能力也被大幅削弱。1872年11月宣布為帝國國旗的黑白紅三色旗，直到1897年3月，才由威廉二世下令成為所有帝國部隊共同的旗幟。俾斯麥的下台帶來立即而明顯的外交政策轉向。幾週之內，德國便拋棄了《德俄再保條約》（Reinsurance Treaty）；18個月內，就導致40年來首次出現的法俄同盟關係；接下來的15年內，又疏遠了英國而促成三國協約（Triple Entente）的發生。後果是相當嚴重的：對老毛奇與瓦德西而言只是夢魘的兩面作戰，已成為希里芬必須同時對抗三個強敵的現實。七年戰爭（1756-1763年）時的軍事包圍又回來了。
對於歐陸強權而言，英國的存在一直是個棘手的問題。幾百年來，英國就奉行一項外交原則：無所不用其極地阻止單一強權主宰歐陸。西班牙強盛就打西班牙，法國竄起就打法國，哈布斯堡王朝擴張就打奧地利，因為若放任歐洲出現大一統，英國就要面對入侵的危險。德皇威廉二世的母親是維多利亞皇后的女兒，英、德兩個皇室其實是近親，但關係愈近摩擦愈多，加上威廉二世桀驁不馴的性格，兩國發生衝突似乎難以避免。十九世紀後半是殖民主義猖獗的時代，與英、法、西、俄等國相比，德國起步甚晚，甚至比利時的殖民地都遠大於德國所有。在世界幾乎已被西歐列強瓜分殆盡時，德國不平地要求「能在陽光之下擁有一席之地」，而達成這個目標的唯一手段，就是建造一支強大的艦隊。這就更加重英國這個海上霸權的戒心。發展海軍不只改變國際政治版圖，所需的龐大經費不可避免地排擠其他支出，帝國陸軍首當其衝，在1899到1912年間的預算停滯不前。雖然還沒有戰爭，但希里芬的壓力絕對不輕。
＊作者為加拿大魁北克大學蒙特婁分校政治系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