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面對死亡已經很靠近了，我們總還會有些甚麼事可做的。Armani Minasian Hawes醫師說 : 「我已經告訴病人我會在早上見他。……但是當他死後一個小時，我只站在他空曠的房間外面。我質疑我的能力，昨天我是否錯過了某些可能會改變他的護理及幫助呢？我質疑自己的承諾。我回家了。理性認知上，我知道我不可能一直都待在醫院裡，但是我覺得我在關鍵時刻離開了這個病人。我對他死亡時，我不在那裡感到內疚。……我錯過了一切，包括有機會向他們表示慰問。」她在與死亡邂逅時，做了以上最美的禱告。作為幫助者的醫護人員，每天要面對死亡的內心掙扎，如今，普遍地臨到我們每一個人的身上。如果我們每天看著全球疫情圖表中，新染疫及死亡人數，好像在號子裡看股票市場的升降圖表，只要手上的股票沒賠有賺，管它全盤皆紅接綠，就喜孜孜，洋洋得意。會不會就失去領受新冠給我們的禮物及祝福呢？
「互助」(mutual aid)二字被寫入冠狀病毒時代的詞典
的確，我們看到的死亡可以使我們團結起來。《紐約客》上的一篇文章 <我可以幫你嗎？大流行期間互助的義意> ( CAN I HELP YOU ? The meaning of mutual aid during a pandemic.) 告訴我們，人們在疫情之中看到「互助」的真諦。作者賈·托倫蒂諾（Jia Tolentino）看到在許多工作場所關閉和人們自我隔離之後，世界各地的人們開始建立非正式的網絡，以滿足周圍弱勢族群的新需求。美國科羅拉多州的奧羅拉（Aurora），一群圖書管理員開始為老人和不願在學校進餐的兒童組裝必需品；灣區的殘疾人組織了互助團體。灣區許多飯店關閉，使近四分之一的人失業，三名飯店員工成立了服務工作者聯盟，迅速籌集了超過2萬5千美元，作為失業者每週的津貼；西雅圖的一個機構正在幫助無證件、黑人、原住民、有色人種、老年人和殘障人士等在這場社會危機中首當其衝的弱勢族群。學生社團幫助其他被禁止進入宿舍並削減用餐計劃的同學；廢除監獄主義者籌集資金，以便被監禁的人可以購買商品商店的肥皂。紐約市五個區的數十個志工團體，提供兒童保育和寵物護理，提供藥品和雜貨以及籌集食物和租金；為性工作者和街頭小販提供救濟金。新冠給人類的禮物是讓我們看到身邊窮苦的人。「互助」(mutual aid)二字被寫入冠狀病毒時代的詞典。
一個個火苗都發亮了，溫暖了冰冷的星空
自發組織的利他主義立即大量湧現，「互助」(mutual aid)已與「社會疏遠」(social distancing) 一起進入了冠狀病毒時代的詞典。mutual aid 本來指的是international logistic support (國際物資支持)，其實這不是一個新術語，也不是一個新想法，但在今日的世道上，一個以「對價」做為人與人、社會與社會、國家與國家的對應關係的世界裡，我們似乎忘卻了互助的意義。這個觀念及行動通常只存在於主流之外，比如我們只會在非正式的兒童保育團體、「變性」支持團體和一些慈善基金會才得以看見。而平常大多數這些非營利團體並沒有主動尋求奧援或引起很大關注。但是，新冠大流行之後，突然之間，它們一下子變得無處不在。好像隱藏在我們內心的一個火苗，忽然被點燃了。一個個火苗都發亮了，溫暖了冰冷的星空。台灣一直以為是新冠的模範生，但是卻無緣見到這黑暗的星空，一閃一閃、一盞一盞美麗的苗光。呵！它才是真正的祝福啊！在鎖國中享受「嘉玲」之樂的，會不會是「罪中之樂」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