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總統就職週年前夕，從民調走勢來看，台灣社會有多少選民已經感到懊悔？事實上，這失望與無奈的場景一再重複出現，從2005年5月、到2013年5月、及至現在，我們都循環地陷入同樣的困局。
近日以來關於施政現況的批判，已有許多深入論述，本文不擬圍繞在人做討論，而想另從結構層面進一步探討：究竟我們的制度出了什麼問題？
在台灣，絕大多數的公民並不加入任何政黨，政黨只是我們的政治代理團體，如今卻壟斷我們的選擇。候選人A不知民間疾苦，B又能力不足，明明對2位候選人都不滿意，卻只能在2人當中勉強投票，這是我們要追求的民主嗎？人們不禁自問。
我們對於人的評價，並非僅有截然二分的對立意見；對於事的理念，同樣從來就不是針鋒相對的兩極化立場。但現行的選舉制度卻隱含著強化對立的結構，一旦有政黨刻意以強力磁鐵般的假議題牽動社會人心，便極易形成分化。反映部分民意的政黨，歷史上曾是社會力量的整合手段，但現在已變成催化社會分裂的源頭。
更有甚者，當人民等到政府首長或民意代表任期終了，終於可以用選票表達不滿或希望作出改變時，卻發現候選人名單中並沒有德才兼備值得信任的人、或真正能代表自己意志的人、或沒有自己願認同的主張，候選人始終是由一小撮政治熟面孔輪流上陣，人們所謂的神聖一票異化成為橡皮圖章，僅能行使同意權，實質上等於被迫在極有限的稀少選項下，勉為其難做出選擇。
俟選舉過後，民選政府或民意機關便如脫韁野馬不受節制，人民的這種感受逐漸成為普遍的社會心理，正越來越清晰的顯露出來，意味著兩大政黨的權力運作似乎已經脫離社會民意，遂行各自算計的黨意，成為「候選人的壟斷」。
民主參與的管道一旦像現在一樣被壟斷，政黨不需要反映社會意志，只是權力運作工具，缺少價值理念，兩大黨之間少有政策競爭，只有選票攻防，關鍵議題一律刻意模糊焦點，民眾也難以理性思辯，社會共識無法形成，成為身陷泥淖的惡性循環。
面對這樣的困局，我們不應只是徒呼負負、或寄望政治人物能以蒼生為念，主動作出改變，我們應還原政黨政治的本質，梳理出台灣社會的群體意志應該推動的改革政黨之方向。
那麼，政黨到底是什麼？
政黨古已有之，群臣官僚基於對事的不同見解，所分化而形成，有其獨立的起源，與民主政治也並非同一條脈絡。政黨的英文是Party，本質上是一部分人（Part）的政治代理團體，有組織、有片面立場、還有經費，與政治代理人最關鍵的差異，是政治代理人尚有任期限制，政治代理團體卻可能長久存在，因此，政黨與個人相比，其代理問題對民主政治的潛在威脅更是不可以道里計。
有鑒於納粹黨崛起執政帶來的慘痛教訓，以及威瑪共和時期政黨政治的失敗，二次大戰後德國學界對政黨本質進行深刻的反思，將政黨納入憲法設計的政治運作框架，並反映在基本法的制定中。
德國基本法第21條，就是專項針對政黨的定義與規範，是近代以來最具代表性的敘述，茲引述如下：「政黨旨在協助凝聚民眾之政治意志。任何人可自由成立政黨，但政黨內部秩序須符合民主原則，而政黨之資金及財產來源與運用必須公開。政黨追求目標及黨員行為若妨礙或違反自由民主之基本原則，或是危及德意志共和國之存在，即違反憲法。違憲之判決由聯邦憲法法院為之」。
演變至今，美國政治學者卡茨（Richard Katz）與愛爾蘭政治學者梅爾（Peter Mair）對於政黨政治的發展現況提出批評，於1995年共同發表卡特爾政黨（Cartel Party）理論。認為由於國家經費補助、既存政黨共謀、對新政黨設立障礙、選舉昂貴化、基層黨員意向愈趨重要等因素，皆使得政黨政治朝向進一步聯合壟斷，執政權在極少數政治人物之間輪替。
政黨政治的內涵理應是責任政治，問題在於，政黨能如何對我們負責？更準確的說，責任政治是個誤導人們的詞彙，執政不力的政黨，下台只是理所當然，而國家被耽誤、社會整體倒退，事實上是誰也無法負責的。
因此，我們必須檢討政治代理團體的整個執政歷史，檢討歷史是為了國家主人自己記取教訓、將來更慎重選擇以防範悲劇重演。但人民從未授權給政治代理人代我們檢討歷史，因為我們要檢討的正是政府與政黨本身，因此絕不能假手他人，任由任何一屆政府或任何政黨以任何名義來越俎代庖，只能由國家主人自己來進行，否則只是進一步扭曲歷史、淪為政治鬥爭工具，以致社會撕裂更深而於事無益。
做為人民之政治代理團體的政黨，以提名權、黨紀處份等手段，在表面的民意代表對執政團隊本應監督的關係之上，卻建立起服從於黨中央的護航部隊，分權架構形同虛設；並以政黨比例代表、選舉得票補助款等方式促成政黨的制度性寡佔，致使政黨意志完全凌駕於主權民意。
因此，必須突破此種在候選人層次便由政黨聯合操控的鉗制結構，不能放任政黨對於民主選舉的預先篩選，壟斷治國人才備選的管道。
或許有讀者會覺得，選不到理想人才也是沒辦法的事，政治不就是高明的騙術嗎。但回溯根本，民主政治的精神絕不等於政黨政治，政黨全權代理的風險，惟有回歸到從國家主人之視角出發，人們才較能夠看出人民與政黨之間關係應如何定位的梗概。
我們成為國家主人的時間尚不長，我們當前所面對的難題，與歷史上長期掌握最高權力的君主並無二致，因此，我們可以借鑑家天下的君主，從他們為突破政治人才被執政代理人壟斷的長期努力中得到啟發。在家天下的年代，皇帝與君主的家業太龐大，基於自利，必須委任有才能的專業人士（內閣與整個官僚體系），才可能有效治理，由於列強競爭與朝代興衰，皇家貴族贏者全拿、輸者全滅，賭下全部身家的巨大壓力，迫使家天下的各朝主人在代理問題的應對解決上，更為精進用心，在前朝制度缺陷的崩潰經驗下，逐漸摸索出一套解決方案，這方案的核心就是科舉制度。
當代許多人一談到科舉，都直覺地與八股、填鴨教育畫上等號，但在歷史的脈絡中，科舉存在長達1300年的前1100年期間，都是行之有效的制度，也的確曾經促使整個社會達到善治。科舉制度本質上是個虹吸管，一端對普通人民而言，是經由「士」這個管道的普遍性機會；另一端對君主而言，是扭轉自東漢以來的痼疾，突破候選人舉薦被少數大士族聯合壟斷的制度創新，最終演變成為發現、儲備治國人才的關鍵通道。
循此脈絡，我們要有效應對代理問題，突破政黨對候選人層次的壟斷，便應致力於建構「多元候選」的體制，落實人民主權本應擁有主動攬才的任命權，培養獨立於政黨體系以外的公共政治人才儲備庫，包括建立公費推選制度、以及超脫政黨之公共政治人物的培養通道。
其中一個可行的方案是由國家設立代表社會公民的推選委員會，進行廣泛的推薦遴選，並主動訪察才德兼備的治國之才，議決後予以提名為公共推選人，由公費補助競選活動，除了跨越資金門檻外，保障與政黨候選人有公平表達主張的傳播平台亦同等重要。一旦在聯合壟斷的政黨候選人之外，人民能選擇投票給與之競爭的「公共推選人」，不適格的政黨候選人便未必能當選，民意顯示更貼近事實；即使仍是由政黨候選人當選，公共推選人的存在也能倒逼各政黨盡可能提出黨內最優質的候選人，打破政治算計，提供人民選擇真正人才的機會。
投票只是民主的表象，民主真實的追求仍是善治，我們要突破政黨對候選人的聯合壟斷，並非沒有方法，建構「多元候選」制度，有助於呈現出更清晰、更細膩、更及時的民意表示，並促進整個社會向更加理性選擇的方向演變。
＊作者為前投信海外投資長，歷史學人，私塾教育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