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萬三(一三○六 ～一三九四年)，本名沈富，字仲榮，俗稱萬三，出生於平江路長洲縣(今江蘇蘇州)，祖籍湖州路烏程縣(今浙江湖州)，是元末明初的「江南巨富」。沈萬三出生以前，其父輩已擁有千畝良田，並經營米店、酒莊等作坊，在當時算得上是大富人家。
「聚寶盆」的傳說
關於沈萬三的傳說很多，其中一個便是聚寶盆傳說。據說沈萬三在學堂調皮搗蛋、無心向學，先生也常常被其作弄。小萬三特別親近乳娘和管家，管家也喜歡逗他玩，並在玩耍時教他算術。管家從酒莊取來一個空酒罈，讓他將零錢放入其中，並建立帳本，凡存取均需記帳，此事小萬三做得特別認真，理財意識由此形成。管家更笑稱酒罈是「聚寶盆」。
誰也想不到，「聚寶盆」這三個字竟影響了沈萬三一生。無論是日後他發跡遷居蘇州城，還是應朱元璋詔令搬遷到南京城，此盆都一直跟隨著他。對著聚寶盆，他就有無窮無盡的生意靈感。後來朱元璋想徵用聚寶盆修建南京城，沈萬三只好以需要挑選吉日並齋戒七七四十九天後呈獻皇上才靈為由，暗中召集能工巧匠，用黃金鑽石打造了一個聚寶盆，上面刻畫各種吉祥圖案，驚險過了這一關。
明清的筆記小說將沈萬三的聚寶盆形容得十分神奇。清代文人褚人獲在《堅瓠集》中記載：沈萬三年輕時，有天夢見一百多個青衣人求他救命，第二天早上，他見一漁翁捉了一百多隻青蛙，準備殺了拿到市場上賣。沈萬三聯想到昨夜的夢，動了惻隱之心，拿錢買下青蛙，放生在池子裡。當天晚上，青蛙們呱呱呱叫了通宵，吵得他睡不著覺，早晨起床後準備驅趕，卻見牠們全環繞著一只瓦盆蹲著。沈萬三覺得很奇怪，便把那只瓦盆抱回家。某天，沈萬三的妻子在瓦盆中洗手，頭上的銀釵不小心掉入盆中，不料銀釵一變二、二變四，不一會兒已是滿滿一盆，數也數不清。隨後拿金銀來試也一樣。從此之後，沈萬三富甲天下。
這個傳說非常有趣，反映了民間對財富的幻想，但顯然缺乏真實性。沈萬三雖然是個名聲很大的人物，史籍中卻很少見到他的蹤跡，關於其事蹟的野史筆記則多數帶有傳奇性質，可信度並不高。在明代後期小說《金瓶梅》中，主人公之一的潘金蓮說：「南京沈萬三，北京枯樹彎―人的名兒，樹的影兒。」說明當時的人對沈萬三的事就已不太瞭解，在老百姓眼裡不過是個「影兒」。
好在，明清兩代江南地區的地方誌發達，其中存有沈萬三後代的相關記載，可從中找到一些關於沈萬三及其家族的可靠史料，比如清代同治年間的《蘇州府志》、民國初年的《吳縣誌》、光緒《周莊鎮志》等。
何以富甲天下
關於沈萬三發財致富的真正原因，大致有三種說法，分別是墾殖說、贈予說和通番說。
首先是墾殖說，這要從江南地區的農業發展史說起。
太湖地區的發展是在唐代中期以後開始的，在南宋達到高峰。由於水利得到了有效的治理，大批荒地(窪地)得以開墾。開墾後要進行土壤改良，當地農民的糞肥法也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讓這些在漢代被稱為「厥田惟下下」的江南地區土壤，到了南宋卻以「沃衍」著稱。北宋著名詞人秦觀在《淮海集》中曾有這樣一段話：「培糞灌溉之功至也。」
這種以糞肥進行土壤改良的工作，延續時間很長，到了元代仍在推廣。沈萬三的父親沈祐便是在這方面取得了較大的成績，還幫鄰里共同改良，充分開發了當地大片拋荒的肥沃田土。由於經營得法，占田日廣，沈家轉為招納佃戶、出租田地、雇用長短工和發放高利貸的大地主。到了沈萬三和他弟弟沈萬四掌管家業時，已坐擁地跨數縣的良田。江南經濟發達，宋元之際亦未受破壞，到了元朝後期更成全國之冠。蘇州和杭嘉湖地區歷來是聞名天下的「糧倉」，素有「蘇湖熟，天下足」之說。沈萬三擁有田產數千頃，自然有大量稻米可當成商品出售。當時的北方，包括元大都(北京)在內所需的糧食，主要靠南方供給，沈萬三一定也是「售糧大戶」。可見沈萬三家族主要靠墾殖起家一說還是有一定的依據，輔以農產品交易，沈家逐漸成為江南第一富豪。
二是贈予說。
很多資料都說，沈萬三的財富均得自於元朝富人陸德原的贈予。傳說陸德原性格豪爽、尚義好禮，並不把產業當作一回事。元代後期，天下大亂，陸德原看破紅塵，「為黃冠」，做道士去了，並把家產贈送給了為他管理產業的沈萬三，沈萬三因此成了大地主。
事實果真如此嗎？讓我們先瞭解一下陸德原這個人。明代學者朱存理的《珊瑚木難》收錄了〈元故徽州路儒學教授陸君墓誌銘〉，載有陸德原的身世。陸德原，字靜遠，是蘇州長洲縣甫里(今蘇州吳中區甪直鎮)人。「少知學，治別室，延宿儒，與居與遊。左右書數千卷，常乘間披閱之。……然能尚義好禮，館賓客無虛日。……族有田千畝當歸君……」他在家鄉興辦甫里書院，被署為山長，曾捐資重建長洲縣學。調任徽州儒學教授後，又出資修州學，總之做了不少好事，為時人所尊敬。元代至元六年(一三四○年)，陸德原回蘇州買木料時病逝，去世時有子八歲，長女贅徐元震，次女剛生三個月。這篇銘文出自陸氏同僚、儒學提舉黃溍之手，有力地證明了並沒有陸氏出家當道士一事，況且還有入贅的女婿、幼女，更無送財與外人的道理。
另外也有資料說，陸德原的產業傳給了嗣子陸頤孫，陸頤孫是著名書畫家倪瓚的女婿。倪瓚曾於至正十四年(一三五四年)放棄田產而遊歷四方，陸頤孫也仿效岳父，把財產贈送給沈萬三，自己外出遊歷。明代孔邇《雲蕉館紀談》一書中，同樣記載沈氏「有田數十頃」，說沈萬三是有很多田產的「多田翁」。事實上，沈萬三很可能幫陸德原管過帳、購運過木材，或接受過一定的贈予，但全盤接受陸家財產一說，很可能是訛傳。
最後是通番說。
通番實際上是指海外貿易。元朝海外貿易十分繁榮，蘇州的白蜆江西接京杭大運河、東入瀏河，交通條件十分優越。江南又是全國最富庶之地，盛產稻米、棉花、絲綢、茶葉、藥材和各種手工藝品。在這樣的地方做轉口貿易，把江浙的物產運往海外不但非常便利，更重要的是利潤相當豐厚。據乾隆《吳江縣誌》記載：「沈萬三有宅在吳江二十九都周庄，富甲天下，相傳由通番而得。」孔邇在《雲蕉館紀談》中說沈萬三「乃變為海賈，遍走徽(州)、池(州)、甯(國)、太(倉)、常(州)、鎮(江)豪富間，轉輾貿易，致金數百萬，因以顯富」。著名歷史學家吳日含也說過：「蘇州沈萬三之所以發財，是由於做海外貿易。」因此我們可以大膽推測，沈萬三家族資本積累完成後開始開拓商業，並大膽通番，開展海外貿易，從而一躍成為巨富。
其實仔細分析以上原因可知，沈萬三之所以成為江南巨富，以上三個原因缺一不可。首先，沈萬三先祖以農耕立業，為沈家奠定了深厚的根基。之後，沈萬三得到了蘇州陸德原的資助，在出色的經濟管理能力之下，治財有方，很快積累了資本。當沈萬三擁有足夠自己發展的鉅資後，一方面繼續開闢田宅，一方面把周庄當做商品貿易和流通基地，利用白蜆江的便利水上交通，把江浙一帶的絲綢、陶瓷、糧食和手工業品等運往海外，展開海外貿易，使自己迅速成為「資巨萬萬，田產遍於天下」的江南第一豪富。換言之，沈萬三以墾殖為根本，以資助為經商的資本，佐以大膽通番為手段，一躍而成巨富。
沈氏家族的敗落
明朝建立後，極具商業頭腦的沈萬三立即前往首都南京購置房產，將生意拓展到了京城。從此以後，沈大富翁的威名響徹整個南京城，但噩運也很快降臨―沈萬三與明朝開國皇帝朱元璋扯上了關係，因為他參加了南京城牆的修築。
朱元璋建立明朝後，戰事頻繁，開支浩大，根本沒錢修城牆。也許是為了討好新君，沈萬三答應負責修築洪武門至水西門這一段城牆，還包括與之相關的街道、橋樑、水關和署邸等相關工程。他不僅請了一流的營造匠師，自己也整天在工地上督促進度，檢查品質。最後沈萬三的建築工程竟比朱元璋自行修築的城牆提前了三天完成。沈萬三原以為會得到朱元璋的獎賞，誰知皇帝不買賬，在宴席上說：「古有白衣天子，號曰素封，卿之謂矣。」當場給沈萬三戴了個「白衣天子」的帽子。這是誇獎嗎？如果是誇獎，那絕對是天下最恐怖的誇獎，因為是從真正的天子口中說出來的。從此以後，沈萬三整天提心吊膽，坐臥不寧。
其實朱元璋早就對沈萬三不滿了。元末起義時，朱元璋與張士誠搶占蘇州，沈萬三站在張士誠那一邊，並提供巨額資金援助張士誠，讓朱元璋用了八個月才攻下蘇州。沈萬三是何等精明之人，朱元璋得勢後，他立馬投靠新皇帝，朱元璋卻還是對他心懷芥蒂。
富可敵國與功高震主，都是朱元璋忌諱的。沈萬三卻不識相，修完城牆後，隨之又向朱元璋提議打算自掏百萬兩黃金，代替皇帝犒賞三軍。這下終於讓明太祖龍顏大怒，一個平民百姓竟然敢勞軍，這不是要造反嗎？幸虧馬皇后說情：「我聽說法律只殺違法的，不能殺不吉祥的。沈萬三一介平民卻富可敵國，是他自己不吉祥，這種人老天爺會降下災禍，何必由陛下去殺呢？」朱元璋這才免了沈萬三一死，把他發配到雲南去。沈家財產全數查抄，據說光田地就有數千頃。沈萬三到了雲南這蠻荒之地，滿肚子委屈，想想自己為大明朝出了那麼多力，不想一時疏忽，招致如此落魄的下場，沮喪又失望，客死他鄉。
事情還沒完，洪武十九年(一三八六年)春，沈萬三的兩個孫子沈至、沈莊又為田賦坐了牢，沈莊甚至死在牢中。從此以後，沈家的基業徹底動搖。洪武三十一年(一三九八年)，受「胡藍黨禍」牽連，沈萬三的曾孫沈德全等六人被淩遲處死，沈萬三的女婿顧學文一家八十餘人全數斬首，田地財產被沒收。沈萬三苦心經營的巨大家業，轟然坍塌。
有人說，沈萬三之禍是因為他太張揚，竟然想以一介平民百姓的身分捐款勞軍，終至惹惱了皇帝，但依朱元璋的氣量和為人，就算沒有修城牆和勞軍等事，其他罪名同樣會安在沈萬三頭上，因為在朱元璋眼中，沈萬三富可敵國就是罪。正所謂，欲加之罪，何患無辭。在那個時代，「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一切都歸君王所有，連朝廷的大小官員和全體百姓都不過是皇帝的私產，更不用說他們的財產了。商人之力，又能如何？皇帝戰勝了富商，官對商不信任、不認同，使得以商求富的行為存在著極大的風險，於是在有明一代的漫漫長史中，再也沒有出現像沈萬三一樣的巨商大賈。整個明代，江南富商也再沒有出過什麼彩。一切的可能性，都在萌芽狀態就被朱元璋消滅了。
＊作者傅奕群為福建省革命歷史紀念館科研部館員，多年來致力於經濟史、商業史相關研究。本文選自作者新著《商從商朝來：透視商賈文化三千年》（時報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