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只關心自下而上的自組織建設，不管是做個案、做工具、做玩具都樂此不疲，對任何制度架構頂層設計之類的話題無感，那不是我操心的事。如果中國自下而上的自組織系統足夠豐富，就不再是「沒有社會的社會」，就算明天崩潰，我們也有了抵禦自保的能力，也能減輕帶給世界的衝擊。反之，明天開放選舉和一黨獨裁千秋萬代沒大區別，不過是換個人罷了，仍然在強人政治獨裁輪回裡永世不得超生
與這樣的一個中國同世為人，是沒有選擇的選擇，不管是誰，香港人臺灣人、所有的人都必須面對面對中國的崩潰，無一倖免。
為自己的選擇付代價
搜索李明哲的經歷，他做過民進黨黨工，也有NGO工作經歷，人權組織志工，被抓前的最後一份工作是社區大學專案經理。臺灣人有民主選舉自由組黨開放言論，按說他的選擇比我多、比我們多，但還是選擇了社區工作，有朝一日待他獲得自由，應該找機會聊聊，問問他是為什麼？
同事說李明哲工作之餘最大的愛好就是刷手機，現在知道了是在玩微信，微信是中國人的社交軟體，他在微信群組裡分享的內容有臺灣民主化經驗。民主選舉、開放組党、自由言論，已經是臺灣人司空見慣的權利與生俱來理所應當，但是在臺灣的過去，他們的前輩是為此付過代價的，上至生命。
李明哲是臺灣關注中國的少數人，是為中國人權事務付諸行動的更少數，這是他自己的選擇，並為此付代價。本來以為，這代價是時間和錢，他會自己買書寄往大陸，自費去大陸看朋友……但這一回，他付出的代價是自己的自由。
人是要為自己的選擇付代價的，我的書裡有這樣一段：「社會變革是一個極其漫長的過程，總是從極少極少數人開始的。可能只有0.001%甚至更少……一旦到了20%，社會變革的大勢已經動起來了——永遠不要考慮那80%，他們永遠都是被動的。」
必須特別介紹說這話的朋友梁曉燕，她是中國公益第一代人，NGO裡的大姐大。1989年，她是北京外國語大學的老師，六四槍響的時候並不在廣場上。槍響之後，她是極少數逆著人潮走向廣場的人：「我的學生還在那裡，我要把他們帶下來。」——在這個世界上，不管情勢如何，總有一些人，選擇與人潮相反的方向，並願意為自己的選擇付出代價。
六四之後的中國一片沉寂，八十年代社會復蘇的積累毀於一旦。九十年代初艱難萌生一些NGO組織，都是在黑暗中摸索的孤獨者，絕對孤獨。大多數在摸索中默默死去。但是，只有付諸行動才有可能帶來改變。總會有人做出不與人同的選擇，總有人能夠挺過來，慢慢積累出一種變化。
我與梁曉燕的友情也是三個代表審訊的焦點，一直在路上的人，也會在路上與同道相遇。這樣的人也會越來越多。我們都是在1993年開始公益探索，我不知有她，她不知有我，「等到0.1%，這些不同的創變者之間開始有感覺了，知道世界上還有這樣的人。」就像我與梁曉燕會終於得遇，慢慢會有越來越多對變革敏感的人都能感覺到這種人的人存在，並會經由一些節結點觸動更多的人。「永遠不要考慮那80%，他們永遠都是被動的。這個世界變得更好或者更壞，永遠取決於願意付出代價做出改變的少數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