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今88年前，東歐曾爆發一場災難，至少400萬人坐擁良田卻活活餓死，但蘇聯共產專制政權「正常發揮」，選擇壓制言論、文過飾非， 繼續大手筆挹注莫斯科建設，好讓西方世界對革命大業刮目相看──這一切確實奏效了，直到被一位年僅28歲的獨立記者戳破漫天謊言。
媒體不畏強權報導事實是近年影壇熱門題材，國家機器與媒體倫理的角力容易激發熱血，清除權力結構的爛疽更是大快人心。然而現實中的「求真」之途，記者通常只能憑藉片段資訊以及發自直覺的疑心，孤身對抗全世界冷眼與威脅，揭露真相後也不會搖身變為英雄。將在6月12日上映的烏克蘭傳記電影《普立茲記者》（Mr. Jones），描寫英國獨立記者仲斯（Gareth Jones）揭穿烏克蘭大饑荒（Holodomor）之過程，就將這種無邊孤獨刻劃得淋漓盡致。
1932年3月，28歲的仲斯騙過蘇聯官員，偷偷踏上烏克蘭農村。他原是英國首相勞合喬治（David Lloyd George）的外交顧問，精通俄語、德語，對蘇聯農業集體化有所研究，為了調查真實情形，假冒首相名義潛入烏克蘭。出發前仲斯已聽聞，蘇聯引以為傲的「五年計劃」農業發展有些不對勁，他仍萬萬沒料到，映入眼簾的是幾近空無一人的農村。
他看著農民在火車上搶食丟掉的橘子皮、餿麵包；牛馬家畜不是被迫殺死就是餓死；更多民眾因為營養不良、貧病交迫死在路邊，人們只能以推車一車車載走屍體；吃人肉的普遍程度讓蘇聯官方不得不公告「食人是違法行為」……。
「我去了好幾個村莊，每一個都有好多人死去。如果現在已有上百萬人瀕臨死亡、如果現在情況已經很嚴重，一個月後又會如何？馬鈴薯的數量已經可以一個個數出來，很多家庭的馬鈴薯都吃完了，餵食家畜的甜菜根也會在6、7、8月前耗光，還有很多家庭連甜菜根也沒了。」
──仲斯報導〈饑荒統治俄羅斯──五年計畫摧毀了麵包供應〉（FAMINE RULES RUSSIA - The 5-year Plan Has Killed the Bread Supply.）
遍地餓殍的烏克蘭，原本是知名的「歐洲糧倉」，但自從1930年代史達林（Joseph Stalin）推動農業集體化開始，許多擅長耕作、擁有豐富經驗的烏克蘭「富農階層」遭集體流放，剩下的農民不擅或不敢耕作，加上環境不佳等因素，終於造成1932年烏克蘭生產率和產量暴跌；蘇聯又以禁止農民佔有糧食、將生產工具收歸公有等糟糕手段逼迫，最終導致烏克蘭、西伯利亞、白羅斯（白俄羅斯）等地區數百萬人死亡，其中高達8成是烏克蘭人。許多國家近年陸續認定，這場人為造成的饑荒符合「種族清洗」。
無奈的是，蘇共當局牢牢監控當時的西方外籍記者，限制他們只能待在首都莫斯科，稍有反對就有性命之憂；當局更利用左派分子嚮往階級革命的心態大灌迷湯，說服他們「顧全大局、犧牲小我」；就連曾以五年計劃系列報導榮獲普立茲獎（Pulitzer Prize）的《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莫斯科分部主任杜蘭提（Walter Duranty），都甘於為蘇聯塗脂抹粉，整天在莫斯科過著歌舞昇平的日子；
眼前這位父親激烈顫抖著，對身為共產黨員的兒子大吼：「工人都在餓肚子……工人都病死了，剩下一點點食物又吃不得，這就是你們對偉大俄羅斯幹的好事。」
兒子嘶吼：「看看我們建設的巨大工業，看看最新的拖拉機，看看那座水壩，都是餓肚子換來也值得的建設！」
「是啊，建設！」父親說：「你們把俄羅斯最好的地方都摧毀了，建設有屁用？」
──仲斯報導〈饑荒統治俄羅斯──五年計畫摧毀了麵包供應〉
看過人間煉獄的仲斯，不久後被蘇聯逮捕驅逐，前老闆英國首相也因仲斯冒用其名諱而震怒。但這些阻礙無法讓仲斯忘記所見的一切，他以記者會與第一手報導揭露饑荒浩劫，遭受許多駐俄資深媒體攻訐，毫無意外——最凶狠的撻伐者就是杜蘭提，他明知史達林政策造成災難，仍以自身聲量死命美化蘇共，甚至宣稱「俄羅斯人挨餓，但是沒有饑荒」（RUSSIANS HUNGRY, BUT NOT STARVING）。
幸好，仲斯的震撼照片與文字，終究引發倫敦、紐約、柏林等媒體跟進，儘管無法挽救數百萬性命，至少已讓蘇聯的愚劣政策在歷史上記下一筆。但揭發真相後，仲斯沒有如英雄般凱旋，也沒有流連於都會，反而遠赴日本、滿洲國等地繼續記者的追索生涯。1935年，仲斯在內蒙古遭到「強盜」綁架、槍決，死時距離30歲只差一天。事後有證據顯示，行兇者其實就是蘇聯內務人民委員部（NKVD，KGB的前身）借刀殺人，以報復仲斯實踐專業新聞工作者的職責──報導真相。
奧斯卡提名多次的《普》片導演阿格涅斯卡霍蘭（Agnieszka Holland）受訪指出，該片主要是向仲斯、也向大饑荒事件致敬。烏克蘭裔美籍編劇亞歷山德拉哈盧帕（Andrea Chalupa），也將祖父曾親眼目睹「推車運屍」的真實記憶融入電影，重現制度殺人的時代悲劇。
導演霍蘭強調，在假新聞盛行的時代，媒體報導如何變得方便，也希望觀眾了解客觀、深入調查真相對於新聞產業的重要性。她也說明，烏克蘭正在努力建立新的民族認同，但歷史帶來的集體創傷需要被釋放出來，也是《普》片之於烏克蘭觀眾的獨特意義。
霍蘭說：「最重要的是提醒我們自己，因為人類善於遺忘，且會諒解政治制度，日後很有可能再度發生這種憾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