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的裂解與再融合》一書作者朱雲漢為中央研究院院士暨世界科學院院士，目前擔任蔣經國學術交流基金會執行長及台大政治系所合聘教授。本書作者以「裂解」與「再融合」來梳理現階段全球化趨勢所面臨的窘境。世界自二戰後至蘇俄解體，由兩極對抗進入一超多強的競爭格局；惟世界早非從前在美國帶領下進入的全球經濟整合時期，如今歐美民粹主義（Populism）當道，影響所及，勢將讓原本的一超多強局面被逆全球化浪潮所席捲，最終化為烏有。然而，本書作者始終正面看待全球化發展，尚有賴於世界各國在不同層面上合作（諸如：政治、經濟、文化、科技和研究等方面），目標是建構一條有利於全球人類通往未來發展的康莊大道。
首先，「逆全球化」的現象為全球化帶來不確定的風險。由奧巴馬政府任內所積極推動之亞太再平衡戰略，由其精心打造的〈泛太平洋夥伴協議〉與〈跨大西洋貿易及投資夥伴協議〉，力圖讓美國重奪全球經貿規則制定的主導權。惟好景不常，奧氏的如意算盤打得正熱之時，卻被中途殺出的川普打亂。川普從競選到當選美國總統，每每以「美國利益」為其決策指南，當選後，即宣布退出前述兩個協議，並在其國內大搞排外主義。在歐洲，也不遑多樣，諸如英國脫歐公投與德國激進右翼政黨「另類選擇黨」首度進入國會殿堂；在極右翼政黨主導下，在反移民和反全球一體化的推波助瀾下，過去長期支持貿易自由化的歐美諸國，其國內共識已瀕臨崩解。
過去長期由西方主導的國際經貿秩序的原因，莫過於二戰後的首三十五年間，由於經濟蕭條，「鑲嵌式自由主義」即成為西方已開發國家普遍採行之體制。這套體制被美國國際政治經濟學者古勒維奇（Peter Gourevitch）稱為資本的「歷史性妥協」（Historic compromise），其精髓在於「當資本的跨國流動性低時，資本家更願意和國內政府與其他階級達成妥協，將利潤用於投資，促進發展，擴大就業。．．．其出發點主要是照顧西方集團核心成員及其外圍成員的利益，而蘇聯集團則自己組成社會主義國家的經濟互助體制，但美國帶頭創設的這套體制，的確在世界經濟體系內發揮主導作用。」總而言之，在這套體制下，資本家被迫接受「管制資本主義」，引申而言，即一方面抑制資本主義對社會的破壞作用，另一方面加強對弱勢者的扶持，某程度減緩貧富之兩極分化。
晚近中國大陸在一九七八年推行「改革開放」政策，四十年間，中國一躍成為世界第二大貿易國以及第一大製造國。中美兩強有可能如西方主流學者所言般，即將跌入「修昔底德陷阱」（Thucydides’Trap）？中美關係在近期出現的高度不確定性，係始於川普當選後，不斷升高對俄羅斯與中國大陸的戰略圍堵，當中尤以中國為其首要戰略假想敵。美國對中國的敵意，實由來已久，從早期的麥卡錫主義到近來刻意炒作中國政府、企業對美國各個層面的滲透和影響，並強調其威脅到美國的「國家利益」；從商業到科技，美國聯邦調查局探員四出奔走，警告企業和學術研究機構，須嚴防中國企業透過科技合作來竊取美國的高科技秘密，並有意在美國華人社群中營造一種肅殺的氣氛。中美間緊張關係，無非是美國「一山不容二虎」的基本心態所導致。首要原因乃美國普通民眾對國際事務的無知所致，加上美國公共媒體過去長期妖魔化中國，故不僅是基層百姓，就連社會菁英也時常做出不理智的行為，再加上美國是一個民主社會，故其民意極容易受到不懷好意的政客所煽動。假如這種肅殺氛圍持續下去，難保中美在不久的將來不會掉入「修昔底德陷阱」，若果真如此，那將會是對全球經濟的一場浩劫。如書中作者一向強調，中國並沒有爭奪全球霸主地位的野心，再加上歷史上的中美關係，並沒有任何領土的糾紛，更何況民族的仇恨。是故中美關係下一步終將走向何方，尚待觀察。
在後西方秩序下中國之角色將如何定位？美國哈佛大學甘迺迪政府學院前院長約瑟夫．奈伊教授目睹川普政府治下的美國所採取的激進單邊主義，包括任意退出多邊協定和不遵守世界貿易組織所制定下的規則，並急於拋棄國際公共財之主要提供者的角色時，若中國沒意願或能力承擔此重責大任的話，世界經濟將出現公共財供給短缺危機，長遠看來，全球失序也就指日可待。惟本書作者認為，美國從全球公共財供給者中退出，既是危機，也是轉機；即謂之全球治理體系將迎來歷史上難得之變革。對中國而言，更屬難得的機會，中國作為世界第一大貿易國和世界最大製造業基地，在美國不願再承擔國際公共財的提供者時，更是有挺身而出之能力與條件，成為全球多邊主義體制中關鍵的支柱。
在建構以中國為首的全球多邊主義體制時，作者在書中提及到由曾任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的林毅夫教授創立的北京大學「南南合作與發展學院」，其成立的初衷就是要為開發中國家提供政策諮詢服務，也同時為這些國家培養政策菁英，並不時前往當地考察，以便提出具體政策建議。中國式發展模式正積極地影響後進國家領導人對其本國長遠發展戰略之制定；另外，在「分而不奪」的援外模式下，也正在重塑第三世界國家對中國固有的印象。比方說，AID DATA這個大學智庫長期收集全世界跟發展援助有關的全部數據，透過追縱過去中國曾經援助的全球一百三十八個國家，連續十四年運用衛星夜間高空圖像來觀看相同的一個位置亮度層次與空間分布的變化，從而評估這些援外項目對所在國到底產生如何實質的影響。
中國不僅提供傳統意義上的公共財，從鐵公機（鐵路、公路和機場）到無形的知識與技術的分享，比方說從非牟利角度出發豁免落後國家向其支付專利授權金。值得一提的是，中國在過去改革開放的四十年間，運用「二元經濟結構」，即一方面嚴守農村土地集體所有權這條底線，二方面讓選擇赴城鎮務工的農村人口得以保留自家的宅基地、自留地、以及可移轉的土地承租權益；在此經濟結構下，具體功能相當於「無條件基礎收入」（Universal Basic Income），讓城鎮失業人口得以回鄉務農，避免成為市場調節期中出現的新增城鎮失業人口。本文也贊同如此體制上的優勢，一來得以讓農民工把在城市中習得的經驗或知識，成為推動農村現代化的關鍵性支柱，二來透過完善的電商平台，且運用物流系統，得以讓農產品順利運抵城市，供其日常生活之所需。如此想必能成為後進國家在追趕先進國家時的借鏡（中國發展的經驗），並且在「一帶一路」的戰略構想中，提供印度洋沿岸國家相當的發展機遇。
最後，現階段的歐美各國需要修復「鑲嵌式自由主義」（Embedded liberalism），這個政治學術語是由曾擔任聯合國助理秘書長的哈佛大學甘迺迪政府學院教授瑞吉（John Ruggie）所創，原本歐美各國吸取二十世紀前半葉的資本主義危機反覆出現的歷史教訓，並且深刻體認到來自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國家陣營在體制上對資本主義的威脅，故急於約束市場這隻「怪手」，成立了許多市場監管機構，希望達到保護消費大眾之目的，進而保持資本主義體制的內外平衡。不幸的是，屆雷根總統和柴契爾夫人於一九八０年代初期推行的「新自由主義革命」以來，歐美各國仿佛又回到從前那個「弱肉強食」的資本主義「叢林世界」。在那個「強弱分明」的「叢林世界」中，意味著「個體」的生存大於一切；惟若將視角拉高至全球層次，基於先進國家在個體利益的驅使下，後進國家在科技發展的追趕上，往往就需要支付先進國家高額的授權金，如此的結果顯示出在可預見的將來，未開發國家要達到聯合國在西元2000年所制定的千禧年發展目標（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s），似乎更難上加難。
歸結一句，若歐美諸國不能修復「鑲嵌式自由主義」，未來全球的典範轉移，究竟會是鹿死誰手？吾人尚需拭目以待！
＊作者為中央研究院法律學研究所研究助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