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在這些客觀條件下，人民萌生了情緒與感受（憤怒之情經常是因為羞辱而產生的），而讓一個個人民自發性地挺身而出，讓年輕人利用平常生活和表達自我的網絡進行抗議。這些網絡當然包含網際網絡上的社群網絡與手機網絡；同時也包含這些人的社交網絡，例如親朋好友，以及某些足球俱樂部的夥伴，大部分都位於現實世界中。線上的社群網絡以及線下的社交網絡連結在一起，形成抗議活動的發源地。因此，如果網際網絡文化沒有事先存在，這場革命就無法發生。網際網絡文化包括部落客、社群網絡，以及網際網絡行動主義（cyberactivism），例如2011年被監禁，後來死於獄中的記者部落客珠海爾・葉夏維（Zouhair Yahiaoui）；在部落格上批評政府，並因揭露政府不法行為而被判入獄的穆罕默德・阿波（Mohamed Abbou, 2005）與西姆・包迪爾（Slim Boukdir, 2008）。
即便有審查和打壓的力量，依然擋不住這些自由的聲音在網際網絡上散播開來，而政府無法掌控的衛星電視臺——尤其是半島電視臺——更變成他們的強大盟友。公民記者和半島電視臺是相輔相成的好夥伴，前者用手機上傳照片和資訊到YouTube上面，後者則將這些公民新聞傳播給一般民眾（40%的市中心突尼西亞人觀看半島電視臺，因為官方電視臺已經成為落伍的政府宣傳工具）。在革命的那幾週，半島電視臺與網際網絡的這條連結，無論對於突尼西亞還是阿拉伯世界都非常重要。半島電視臺甚至設計了一個程式，讓民眾不需要複雜的設備，直接用手機連到他們的衛星。推特則成為討論事件與聯絡行動的重要工具。示威群眾在推特上使用#sidibouzid主題標籤代表突尼西亞革命，進行相關辯論交流。根據洛坦等人對於阿拉伯革命中資訊流動的研究（Lotan et al., 2011: 1389），「部落客是將突尼西亞報導出來、散播出去的重要角色。他們比任何其他平臺更容易吸引受眾一起互動。」
在思考網際網絡對於訊息傳播和聯絡行動的影響時，我們也不能忘記，突尼西亞是整個阿拉伯世界網際網絡與手機使用率最高的國家之一。2010年11月，67%的城市人口有使用手機，37%的人可以上網。2011年初，該國20%的網際網絡用戶使用臉書，這個比例是摩洛哥（Morocco）的2倍、埃及（Egypt）的3倍、阿爾及利亞（Algeria）與利比亞（Libya）的5倍、葉門（Yemen）的20倍。而且都市人口，尤其是都市青年使用網際網絡的比例，又比其他人高出一大截。人們的年紀、教育程度與使用網際網絡的程度之間有直接關係。沒有工作的大學畢業生是突尼西亞革命的關鍵角色，他們經常上網，有些還會利用網際網絡適合溝通的特色來發起社運、擴大運動規模。網際網絡的溝通自主性，讓影片、對話訊息、歌曲以病毒方式傳播開來，讓人燃起怒火、激起希望。例如斯法克斯（Sfax）著名饒舌歌手「將軍」（El General）譴責獨裁統治的歌曲〈總統先生〉（Rais Lebled）就在社群網絡上爆紅。「將軍」後來當然被捕了，但抗議群眾卻因此更為憤怒，增強他們爭取「政治完全轉型」的決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