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議群眾包含哪些人？在持續幾週的示威之後，可以說突尼西亞各個社會階層都走上街頭，其中專家學者的身影相當突出。此外，大多數抗議群眾都認為應該讓獨裁政權下臺。不過在大多數觀察者眼中，發起這場運動以及在抗議活動中扮演大部分重要角色的，主要都是受過高等教育的失業青年。雖然當時突尼西亞的失業率是13.3%，但年輕的大學畢業生失業率卻高達21.1%。就像其他阿拉伯國家一樣，受過教育的青年缺乏機會的現象，成為突尼西亞革命的溫床。另外一個重要因子，則是在參與人數達到一定規模時，工會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雖然突尼西亞總工會（Union Generale des Travailleurs Tunisiens, UGTT）的領導階層（尤其是祕書長阿姆德森・傑拉德〔Abdeslem Jrad〕），因為與既有政權關係密切而缺乏正當性，但底層會員與中階幹部卻藉此機會提出自己的訴求，並發動一系列罷工，讓國家擺脫當局的統治。至於既有反對黨則被社運分子忽視，整場運動中也沒有出現任何組織。抗議群眾自己在不同時間地點，選出該次行動的臨時領導，大部分的領導人只有二十多歲或三十出頭。雖然整場運動橫跨不同世代，但年輕的參與者彼此之間建立了信任。就像臉書上的這篇發文，清楚說出當時某些人的心聲：「大部分的政客都滿頭白髮、包藏黑心。我們需要的人，應該仍有一頭黑髮和一顆雪白之心。」
為什麼這場社運能夠這麼快推翻一個穩定的獨裁政權？這個政權以民主體制的空殼作為掩護；擁有鋪天蓋地的社會監控系統（直接或間接聽命於內政部的人民，高達全國的1%）；還有好幾個西方強權在背後撐腰。而且之前發生的社會鬥爭以及反抗跡象，也都被當局相對輕易地迅速鎮壓。2009年的本加爾丹（Ben Guerdane）及2010年加夫薩（Gafsa）的磷礦礦坑都曾發生工人階級的激烈鬥爭，但都在暴力鎮壓下得到控制，許多人因此死傷或被捕，抗議者則被刑求、監禁。在該國，街頭抗議也相當少見。我們知道，革命的導火線是穆罕默德・布瓦吉吉的犧牲；但星星之火是怎麼燒遍整片草原的？這場革命是如何擴散？為何能夠蔓延開來？
許多全新、獨特的條件，讓突尼西亞民眾得以在2011年成功掀起革命，並持續很長一段時間。其中最重要的角色之一就是網際網絡與半島電視臺（Al Jazeera）。整場革命的觸發、擴大與整合都相當仰賴這些媒體，它們讓人民，尤其讓年輕人得以表達自己的憤怒。當然，所有的社會起義（突尼西亞也不例外）都源於人民對於惡劣經濟、社會、政治環境的抗議，例如失業、高物價、不平等、貧窮、警察濫用暴力、缺乏民主、審查制度、貪汙腐敗，這些已遍布全國成為常態的問題。
但在這些客觀條件下，人民萌生了情緒與感受（憤怒之情經常是因為羞辱而產生的），而讓一個個人民自發性地挺身而出，讓年輕人利用平常生活和表達自我的網絡進行抗議。這些網絡當然包含網際網絡上的社群網絡與手機網絡；同時也包含這些人的社交網絡，例如親朋好友，以及某些足球俱樂部的夥伴，大部分都位於現實世界中。線上的社群網絡以及線下的社交網絡連結在一起，形成抗議活動的發源地。因此，如果網際網絡文化沒有事先存在，這場革命就無法發生。網際網絡文化包括部落客、社群網絡，以及網際網絡行動主義（cyberactivism），例如2011年被監禁，後來死於獄中的記者部落客珠海爾・葉夏維（Zouhair Yahiaoui）；在部落格上批評政府，並因揭露政府不法行為而被判入獄的穆罕默德・阿波（Mohamed Abbou, 2005）與西姆・包迪爾（Slim Boukdir, 2008）。
即便有審查和打壓的力量，依然擋不住這些自由的聲音在網際網絡上散播開來，而政府無法掌控的衛星電視臺——尤其是半島電視臺——更變成他們的強大盟友。公民記者和半島電視臺是相輔相成的好夥伴，前者用手機上傳照片和資訊到YouTube上面，後者則將這些公民新聞傳播給一般民眾（40%的市中心突尼西亞人觀看半島電視臺，因為官方電視臺已經成為落伍的政府宣傳工具）。在革命的那幾週，半島電視臺與網際網絡的這條連結，無論對於突尼西亞還是阿拉伯世界都非常重要。半島電視臺甚至設計了一個程式，讓民眾不需要複雜的設備，直接用手機連到他們的衛星。推特則成為討論事件與聯絡行動的重要工具。示威群眾在推特上使用#sidibouzid主題標籤代表突尼西亞革命，進行相關辯論交流。根據洛坦等人對於阿拉伯革命中資訊流動的研究（Lotan et al., 2011: 1389），「部落客是將突尼西亞報導出來、散播出去的重要角色。他們比任何其他平臺更容易吸引受眾一起互動。」
在思考網際網絡對於訊息傳播和聯絡行動的影響時，我們也不能忘記，突尼西亞是整個阿拉伯世界網際網絡與手機使用率最高的國家之一。2010年11月，67%的城市人口有使用手機，37%的人可以上網。2011年初，該國20%的網際網絡用戶使用臉書，這個比例是摩洛哥（Morocco）的2倍、埃及（Egypt）的3倍、阿爾及利亞（Algeria）與利比亞（Libya）的5倍、葉門（Yemen）的20倍。而且都市人口，尤其是都市青年使用網際網絡的比例，又比其他人高出一大截。人們的年紀、教育程度與使用網際網絡的程度之間有直接關係。沒有工作的大學畢業生是突尼西亞革命的關鍵角色，他們經常上網，有些還會利用網際網絡適合溝通的特色來發起社運、擴大運動規模。網際網絡的溝通自主性，讓影片、對話訊息、歌曲以病毒方式傳播開來，讓人燃起怒火、激起希望。例如斯法克斯（Sfax）著名饒舌歌手「將軍」（El General）譴責獨裁統治的歌曲〈總統先生〉（Rais Lebled）就在社群網絡上爆紅。「將軍」後來當然被捕了，但抗議群眾卻因此更為憤怒，增強他們爭取「政治完全轉型」的決心。
由此可知，突尼西亞革命看來明顯匯集了三個獨特的特徵：
1. 有一群活躍的失業大學畢業生，捨棄所有傳統、正式的領導方法，以新的方式領導這場革命。
2. 過去十幾年來，一直有某種強大的網際網絡行動主義公開批評政府。
3. 該國人民的網際網絡使用率（包括在住家、學校、網咖上網）相對較高。
這三個因子交織而成的線索，讓我們更能了解突尼西亞為什麼會成為阿拉伯世界新形態網絡社運的先驅。
雖然警方持續鎮壓、舊政權的政客繼續在臨時政府與高階行政部門任職，突尼西亞的抗議群眾依然沒有放棄，整個2011年仍繼續要求國家全面民主化。不過，軍方大體上對於民主化過程相當支持，他們想藉此為自己在革命期間拒絕進一步血腥鎮壓的決定找到新的正當理由。民主運動在新興獨立媒體，尤其是紙本媒體的支持下打開了新的政治空間，並在2011年10月23日舉辦了乾淨公開的選舉，樹立一座里程碑。溫和的伊斯蘭主義聯盟「伊斯蘭復興運動」（Ennahad）成為該國的主要政治力量，獲得40%的選票，並在制憲議會（Constitutional Assembly）的兩百一十七個席次中奪得八十九席。領導該黨的資深伊斯蘭主義政治知識分子拉希德・加努奇（Rached Gannouchi）成為總理。加努奇上臺一事顯示，只要尊重人民的意見，伊斯蘭主義流派也有可能透過自由選舉在大部分阿拉伯國家中獲得政權。他的上臺並不代表回歸傳統，也不代表要實施伊斯蘭法（Sharia）。在一段經常被引述的採訪中，1990年流亡倫敦的加努奇簡單地述說他對伊斯蘭主義的政治願景：「我們只能用自己的方法，踏在我們既有的宗教、歷史、文明之路上成為現代社會」（《非洲青年》（Jeune Afrique），1990年7月，引文為本書作者所譯）。
也就是說，他並不排斥現代化，而是要用自己的方式邁入現代。最能夠明顯看出他同意當代潮流的例子，是土耳其總統艾爾段（Erdogan）領導的土耳其自由發展黨（Freedom and Development Party）之間的關係，但這與他多年以來的立場並無衝突。目前沒有任何跡象顯示，突尼西亞革命最後會催生出一個伊斯蘭原教旨主義（Islamic fundamentalism）的政權。該國總統蒙瑟夫・馬佐基（Moncef Marzuki）是世俗主義人士，新憲法草案也比較接近美國的憲法，不像過去那麼仰賴上帝的意志。事實上，光是讓現代伊斯蘭主義政黨踏上政治體系的前線，就已經讓激進派的伊斯蘭勢力邊緣化了（但沒有將其排除在外）。然而，如果新的民主政府不能解決大量失業、人民赤貧、官員普遍貪腐、官僚傲慢等嚴重困境，局勢依然可能會有所改變。畢竟，這些問題並沒有因為政治氣氛變得自由而消失。突尼西亞在未來幾年將面臨重大挑戰。但共同面對挑戰的是一個合理的民主政體，以及更重要的，一個具有自覺且積極的公民社會。這個公民社會依然活躍在虛擬空間中，而且隨時準備在必要時刻重返街頭。無論未來將如何演變，穆罕默德・布瓦吉吉的犧牲以及他捍衛自我尊嚴的奮鬥，終將直接為突尼西亞社會開創出邁向人道與民主的可能性。布瓦吉吉的同胞已接下他的火炬，繼續為之奮戰。
＊作者曼威·柯司特 Manuel Castells，任職於洛杉磯南加州大學安能堡傳播學院、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社會學與社區規劃系所名譽教授、麻省理工學院與牛津大學客座教授、劍橋大學聖約翰學院榮譽院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