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跨越國界，在各地蔓延，不僅檢驗台灣歷經SARS後的整體醫療、公衛體系，四個月來，隨著官方疫情指揮中心公布確診個案、疫情調查、防疫配備部署、乃至紓困預算政策，也揭露既有的結構性問題──有些因勞動者抗爭而改善，有的長期遭到忽視，再度造成犧牲。
4月28日是國際工殤日，工傷協會歷經多年推動職業災害勞工保護法，在SARS前一年終獲頒佈實施，將這個日子正式寫入台灣制度。在如今疫情看似趨緩，社會期盼喘息的一刻，除了向投入防疫的所有勞動者致謝之外，更必須從災難中嚴肅追悼、並正視每一位犧牲者。
用血淚換來的集體勞安意識
回顧2003年SARS事件，4月22日台北市和平醫院爆發集體感染，隨後遽然封院，護理人員在資訊不明、防護訓練及配備不足下，抗議並衝撞封鎖線，社會輿論譁然。多間醫院、診所陸續傳出護理人員離職潮，遭到譴責「陣前叛逃」，不顧大眾利益。直到醫療院所勞工陸續向媒體爆料，暴露口罩、防護衣等勞動安全設備嚴重短缺，從醫師、護理師，到看護、清潔人員人力緊繃，一旦累垮，病患安全也堪慮，更形成防疫破口。自此，大眾開始警覺，自己與這群勞動者之間的利害連結。若非如此，「抗煞勇士」、「白衣天使」的高帽子，就成為政府、資方迴避勞安責任的藉口，消費者／病患也不自覺成為共謀。
17年來，所幸台灣陸續有醫護人員成立全國層級產業工會，個別醫院也組織起企業工會，勞動者以集體面貌，陸續公開發聲。這一次，大眾運輸業、清潔業，也紛紛有工會提出防疫配備需求，如果人人期待盡可能維持日常生活、產業運作，勢必得支持各產業提列防疫勞安成本，配足裝備。
但，沒有工會組織支持，缺乏集體協商能力的個別勞工呢？2014年職業安全衛生法修法後，雖然增列第18條勞工退避權，賦予勞工停止作業免於罹災的權力，但當勞工擔心防疫設施不足而有感染之虞，是否能使用退避權？勞動部目前沒有明確宣示立場，甚至訂出疫情期間的退避指標。大多數勞工眼看無薪假、停工人數不斷增加，被迫在失業、染疫中間做選擇，也只能自備口罩上工，能賺一天是一天。
職災保護漏洞，補上了嗎？
從確診人數來看，台灣防疫堪稱國際上的資優生，這是一連串無名勞動者投入建立防疫系統，所換來的成果，四個月來，也發生數起工傷案件。除了外派勞工、台商有多人境外感染，外籍看護、華航貨機機師、長榮空服員、養護機構護理師、社區保全、白牌車司機，乃至近期敦睦艦隊國軍，每個確診案例，都值得我們叩問、檢視勞動現場既有的條件與沉痾：因此，空服員的護目鏡、口罩、防護衣逐一到位，運將們爭取到口罩發配，國軍則直到幾天前終於因31例，被譽為「比酒店的感染風險還高」，而被追究檢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