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近，王德威提倡「後遺民」文學論述，指出：「臺灣在歷史的轉折點上，同時接納了移民與遺民。如果前者體驗了空間的轉換，後者則更見證時間的裂變。回歸與不歸之間，一向存有微妙的緊張性。臺灣經驗的兩難，正是古已有之，於今為烈。」在台灣的歷史脈絡中，「移民」、「殖民」與「遺民」共同構成了台灣的離散經驗。當然，證諸歷史，離散並非台灣獨有的歷史經驗，誠如李有成曾指出離散社群的複雜性、多樣性及差異性。世界上許多種族都有自己的離散敘事。「離散不只是許多個人與種族的歷史經驗，也是許多國家與社會長期存在的現實，更是後殖民與全球化時代跨國流動之下的普遍現象。」因此，台灣離散的歷史經驗，除了具有台灣的地方意義之外，或許也具有了某種世界史的普遍性。
近代歷史中的全球資本主義發展的內在驅動力，國際關係的紛爭，戰爭的影響，帝國規模的社會流動，戰後復員的地理空間上的國境收縮，與政治上公民身分的複數國民化等因素，擴大了台灣18世紀以來至今的大規模的人口移動。台灣地理位置，以及台灣的歷史發展機緣，使得其歷史充滿了各種人群的遷移的故事，南北往來，漂泊東西，離散經驗，早就內含於台灣歷史發展的動力中。在全球化成為今日熱門的流行語之前，在離散成為當代的文學批評與歷史建構的語言之前，人們早就自願或者被迫參與了各種尺度規模的移動了。
最近將過去20年間發表的論文做了整裡，竟然發現在不同時間、不同地點、不同語境發表的論文，不約而同圍繞在同一主軸，主要是1930至1950年代之間，屬於台灣、中國的離散與漂泊、越境與入境的複雜歷史經驗。
早期寫的張深切論與晚近寫的楊基振論，透過他們的自傳作品與日記這種帶有個人性質的史料，從個體的角度反照時代的變遷。出身於殖民地的張深切，在1920年代就參與了反殖民的社會運動，以及稍後的重建台灣文化身分的文藝活動，為逃避殖民當局的壓迫，遠走中國，卻也捲入更複雜的戰爭期的文化政治中。戰後返回台灣，更受二二八事件的牽連，最後得以身免，生命晚期重新回復投入文藝創作，成為戰後初期的台語電影創作者。而透過楊基振的日記，更讓我們看到一個台籍青年，前往日本受高等教育後，前往滿州與華北發展的路徑，以及對於不同人生階段與遭逢事件的觀察與自省。傳記與日記的私文書，不單只是用以分析張深切與楊基振個人生活經驗的史料，更是環繞著檢視內在自我主體性的近代人的個體，在歷史中成立的表徵。在其中，我們看到了歷史如何影響了他們的人生，而他們又如何在傳記與日記的文類中，檢視了自己的生活並回應了歷史。
最近的陶晶孫日文小說〈淡水河心中〉（淡水河殉情）論，則是討論曾經參與左聯的中國現代作家陶晶孫，戰後來台，任職於台灣大學醫學院教授之際，取材社會新聞所創作的小說〈淡水河心中〉。陶晶孫本身就是一個漂泊的人物，從中國到日本再回到中國，戰後來台幾年後為躲避白色恐怖的網羅，逃往日本，最後病逝於日本。陶晶孫所取材的男女殉情故事，在1950年代的台灣，引起了從官方媒體到大學校長教授們的種種解釋，這些社會賢達們也借題發揮，使之成為國族文化說喻教化故事。陶晶孫在小說中設定了代表一般台灣人民間輿論的場所產生的對應版本，巧妙地用小說呈現了當時戰後台灣交織的官民、族群、性別、語言之間的不均等權力關係。文本的越境，從社會事件到新聞事件，再到小說文本，竟也有了一重又一重的文本意義的衝突與疊合。
多年來我對具體的人物的人生軌跡、越境文本的衝突與疊合的研究取向的關心，努力探究屬於台灣、中國的離散與漂泊、越境與入境的複雜歷史經驗，也許與我個人的生命史、生活經驗有關。1985年4月27日，好友筱峰開著車子，偕同炎憲兄、佳音兄、鄭瑞明老師送我到桃園機場，開始了我的台灣越境與入境日本的留學生活。當時日本的大學學風保守，博士學位尚未開放，在毫無把握、毫無信心的情況下，炎憲兄鼓勵我說：「不用害怕，不用擔心，有些留學生到最後怎樣拿到博士學位，自己也不知道。」若干年後，我除了是屬於自己不知道怎樣拿到博士學位的留學生之外，外加怎樣覓得教職的，自己也不知道。離台30年，從老留學生（留學時我虛歲29）到所謂的「教授」的歷程彷彿一場夢。留學之前，我便對戰前前往中國發展的台灣文化人產生興趣，碩士班時受到彭（伊原）澤周老師的啟發，對戰後來台的中國文化人也產生極大興趣。1990年春，為了研究的需要，首度越境日本前往中國，踏著張深切的足跡，尋訪廣州、北京，並透過北岡正子老師好友著名魯迅研究學者陳漱渝的聯絡介紹，到天津拜訪了已是耄耋之齡的「未名社」（20年代魯迅發起的文學團體）成員，戰後短期來台，任職台灣省編譯館、台灣大學的著名俄國文學翻譯家李霽野，老先生知道我的來意後，談了不少當年台灣往事，並留我在家吃了一頓豐盛午餐，且親手抄錄了魯迅集離騷句「望崦嵫而勿迫，恐鵜鶘之先鳴」送我，意義深長，當時老先生的殷殷熱情與溫馨令我終生難忘。
1997年開始任教愛知大學，愛知大學的前身是上海東亞同文書院大學，戰前也有來自殖民地台灣的台灣人就讀該校，上海東亞同文書院大學的畢業生有部份從事諜報活動，使得該校的性質與定位變的有點複雜，因為與中國的淵源，愛知大學與中國的學術交流極其頻繁。這十多年來，因工作上與研究上的關係，讓我不斷的越境，往返於日本與台灣、中國之間。「在漂泊中展開人生，在越境中發現認同」，不知不覺間，我自身活動舞台的地理空間，有東京、台北、上海、北京、天津、大連等地，不受一地所侷限，和我近幾年討論的人物的人生經驗相互重疊。而我所關心的人物在以往的台灣歷史，或是現代中國史的研究討論中，也比較少見學者的注目，我的現實人生也正如他們，隱沒在歷史的角落裡。他們在漂泊中展開人生，展開了越境的軌跡，前往陌生的地方，發展了事業。他們在越境中發現認同，在人生軌跡的移動中，在與各種他者遭逢的過程中，形成了自己的身份認同的多元性。離台30年，至今仍在漂泊中的我，在不斷的移動人生裡，唯一確認的是，那始終如燈塔般存在並指引我的故鄉，而我終究還是會回歸到生長之地台灣。
《文訊》354期，2015年4月，原題〈漂泊與越境— 離台三十年〉。
＊作者現任日本愛知大學現代中國學部教授、大學院中國研究科教授、國際問題研究所所長。本文選自作者新作《櫻花‧流水：我的東瀛筆記》（允晨文化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