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煌雄專文：悲愴的「瘟神」─黨外群像

在戒嚴時期的動態政治之下，國民黨排他性地享有全國性組織，且得以在平時合法的活動；國民黨也壟斷報紙、電台、電視，並掌握行政體系及其所屬各行各業，國民黨這種優越地位，《選罷法》如果未能正視，而予有效對待，所謂《選罷法》的公平性自屬不著邊際。所以在當年政治條件下，依《選罷法》規定所舉行的一切選舉，國民黨與黨外之間，即使還有競爭，其情況也將如海明威（Ernest Miller Hemingway）形容托爾斯泰（Leo Tolstoy）與他的小說一樣，是「重量級與輕量級」，甚至是重量級與羽量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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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瘟神」

‧「悲愴」

戒嚴體制下的選舉，是台灣的民主假期。因為只有選舉時刻，一般人民才能聽到國民黨以外的聲音，才能聽到批判國民黨的聲音，這就是黨外的角色與功能。黨外的演講場合總是人山人海，黨外人士批判國民黨的力道愈強，台下群眾的掌聲就愈熱烈，民眾平時悶了很久，不敢說的話，經由演講者的吶喊，道出他們的心聲，他們跟著黨外的演講流轉，從北部到中部、從中部到南部，這是台灣選舉的一大風景。但黨外人士慷慨激昂的內心深處，如加以細細咀嚼，便會感受到不無存著台灣「歌仔戲」的感情沉澱因素，或者更深層的，有如柴可夫斯基（Pyotr Ilyich Tchaikovsky）「悲愴交響曲」那種的「悲愴」。

‧「查禁」

在黨外年代，黨外人士所辦的黨外雜誌，不論是週刊、半月刊或月刊，包括《台灣政論》、《美麗島》、《八十年代》系列、《前進》系列、《政治家》、《自由時代》、《關懷》、《進步》、《新潮流》、《深耕》系列、《蓬萊島》、《開創》等刊物，都先後遭到查禁、查封或停刊的命運，這也是黨外年代出版界的一大風景。黨外刊物遭查禁頻率之高，在「堅守民主陣容」國家之中，也許可列入金氏紀錄。

‧「同一人」

‧「彈鋼琴的手」

《吳三連先生史料彙編》曾提到「民間所傳以風琴音符1、2、3、4形容之譏諷」，指的是「各地投票所在投票快要結束之前，……利用機會，一人可用10個手指各捺指模領票，即可投下十張選票」，中壢事件之後，對於類似冒領選票又用「10指投下10張選票」的作票手法，民間廣有所聞，並「譏諷」的形容，這是那「彈鋼琴的手」。

‧「喜事或喪事」

郭國基從無黨無派到黨外人士，號稱「郭大砲」，為黨外數一數二代表性人物，他留下一些膾炙人口的名言，如「乞丐趕廟公」、「借荊州占荊州」，被郭國基說「只有你才有辦法接我的棒子」的黃信介，其具濃濃草根性的台語演講，亦為黨外年代的一大風景。他常說，選舉應當是民主國家的喜事，因為要由人民選出公僕，組成政府，服務人民，對於人民來講，可以當「頭家」，做「主人」，當然是一件歡歡喜喜的事，有如結婚成親，是一件喜事，但是國民黨每次選舉一到，卻總像個「孝男」，哭喪著臉，一副不高興的樣子，有如在辦「喪事」。黃信介這一畫龍點睛的妙喻，「選舉是辦喜事，不是辦喪事」，也傳誦一時。

‧「吃國民黨、投黨外」

‧「三合一」

所謂「三合一」是指「黨外是台獨的外圍，台獨是共匪的外圍，所以黨外是共匪外圍的外圍」。這是王昇主持下的總政戰部所提出極為嚴厲的論述，其目的便是想將黨外定位為「分歧分子、野心分子、陰謀分子」，而欲藉公權力將黨外壓制或清除。在戒嚴體制下，「三合一」是對黨外最沉重的枷鎖，因為「三合一」，黨外變成「瘟神」；因為「三合一」，對黨外只能「暗中支持」。「三合一」是黨外年代最陰暗的風景。

‧「小孩子穿大人衣服」

黨外到了後期，已開始提升對國會的批判。當時的國會包括立法院、監察院和國民大會，第1屆國會代表共4041人，跟著政府到台灣來的約有2千多人，依憲法規定，其任期分別是國代6年，立委3年，監委6年，但在「法統」庇護下，卻已在位30多年。台灣的面積為3萬6千平方公里，約中國的千分之3，日本的10分之1，美國的260分之1，在這麼小的地區，擁有這麼多的國會代表（約日本的3倍、美國的3.6倍），又享有無限期的任期，「法統」乃變成投票部隊，不但無法反應民意，更成為民主的絆腳石。當我投入黨外運動後，依我對民主學理和發展歷史的理解，認為這種現狀是對憲政的最大諷刺，也窒息台灣民主的發展。面對本來要適用在整個中國土地、現在卻只適用到千分之3土地上的這一現象，我形象地稱有如「小孩子穿大人衣服」，「不合身」，並決心推動國會全面改選，發起「二千萬人對一千個人」的戰爭。這句「小孩子穿大人衣服」，「囝仔穿大人衫」（台語發音）由於傳神，易懂，容易打入人心，在當年黨外演講台上，也很受歡迎。

• 黨外情懷

黨外在處境有如「輕量級」與「重量級」相比極為艱困的條件下，仍能成為台灣戰後推動民主發展的主要力量，最根本的理由，便是黨外在爭取民主的旅程上，有太多感人的人物以及感人的故事。

‧「魚丸樹」

李樹欉老先生，黨外人士多尊稱他為「阿樹叔」，由於平日是在宜蘭市南館市場經營魚丸買賣的小本生意，因此又號「魚丸樹」。在尋常的日子裡，「魚丸樹」總是默默的在宜蘭鄉土的某個角落，老實安份的經營自己的魚丸生意，跟許多勤苦打拼的台灣人民一樣。這位「魚丸樹」平日沒有任何不良嗜好，唯一的興趣就是在選舉時替黨外候選人助選；從郭雨新時期開始，中間經過林義雄、黃煌雄，到陳定南參選縣長，「魚丸樹」可說是無役不與。每到選舉期間，平時老實寡言的「魚丸樹」彷彿成了另一個人似的，不但熱心助選，四處拜訪拉票，甚至出錢出力，據估計，幾十年下來，「魚丸樹」為黨外所出的錢，大概可以買到一部上好的賓士轎車。

‧黨外墓誌銘

宜蘭縣黨外知名人士高鈴鴻，本身為成功的企業經營者，曾擔任過宜蘭國際青商會會長，熱中參與黨外政治活動，為黨外運動出錢出力，毫無半點怨尤。1981年，在黃煌雄的主動邀請下，挺身而出應允共同主持廣興會議_[1]，並為此事與黃煌雄在宜蘭縣各鄉鎮積極奔走，會晤具有代表性的黨外人士，促成廣興會議的順利召開，並親身參與黨外候選人協調工作。廣興會議之後，高鈴鴻也不計個人利害加入黨外縣長候選人的助選陣容，在自辦政見發表會期間，高鈴鴻更以犀利的言詞抨擊時政，和其他助選員共同將選舉氣勢帶向高潮。高鈴鴻後來因車禍逝世，據高鈴鴻夫人吳淑珍女士表示，在高鈴鴻墓碑上刻有黨外一詞，可見高鈴鴻終其一生，乃至逝世後，均以黨外為榮。

‧「小邱」

從桃園機場的迎接闖關，到街頭的狂飆抗議，到弱勢團體的請願，乃至民進黨所發動大型的遊行，幾十年來，形形色色、大大小小的聚會、請願、遊行、抗議，幾乎都可看到「小邱」帶著攝影機拍照的身影，本名邱萬興的「小邱」，已是公認黨外運動中攝影照片之集大成者。不論是民進黨執政的總統府、行政院各部會、民進黨中央黨部、各級公職人員、以及不同類型的黨工或義工，只要想到民主運動過程上需要那些照片，第一個就會想到「小邱」，「小邱」似乎已和黨外照片畫上等號。尤其難得的是，在智慧財產權盛行的今天，「小邱」對於共同經歷過黨外民主運動的「街友」或「難友」，不論他現在什麼身分，只要有需求，都會以無償提供。

‧「拿鋤頭的人」

幾十年前，在台東縣竟然當選過縣議員和縣長的黃順興，自謙「是一個拿鋤頭的人」。他在《黨外的聲音》一書向作者王拓表示：「在我們這個社會，想要以黨外人士的身分參加政治活動，耐心、勇氣和毅力是絕不可缺乏的，一定要經得起各種打擊、誣衊，要經得起各式各樣的威脅和利誘，否則不要半下子他就要清潔溜溜，永遠再也爬不起來了。想要做到這一點，自己本身就先要清清白白，不能有任何把柄落在人家手上，這點是非常重要的。」

‧黨外刊物的「古騰堡」

出生於台北大龍峒，國小畢業後進入印刷廠當學徒，退伍後開設三榮印刷的張榮華，其大哥和黃信介是同學，兄弟倆後來和黃信介成為莫逆之交。張榮華承印《美麗島》雜誌，第一期非常轟動，銷售數累計達7萬本，創下當時雜誌銷售量的最高紀錄；之後，第4期也是最後一期，更高達14萬本，這是張榮華一生引以為傲的事。

在白色恐怖年代，國民黨為進行思想檢查並干擾選舉，常透過警總人員恐嚇與騷擾印刷廠，導致許多印刷廠不敢承印黨外人士的競選文宣與雜誌，然而，因為隨黃信介四處助選，認同黨外人士的理念，張榮華也就成為黨外選舉文宣與黨外雜誌的古騰堡，當時很多重要的黨外雜誌與禁書，幾乎都在他的印刷廠問世，為台灣民主留下珍貴的史料。即使到1980年代，國民黨的新聞檢查仍不放鬆，警總為了掃蕩黨外雜誌，成立「春風」專案，不僅派人在黨外雜誌社門口站崗監視，甚至派人到印刷廠埋伏，有些雜誌在印刷廠才剛印刷裝訂好，就被警總人員闖入，沒收一空。從黨外時期，警總就透過各種管道威脅恐嚇張榮華，但他沒有絲毫退卻，和政治明星比起來，他沒有舞台，沒有掌聲，甚至沒有賺錢，完全憑著與黨外人士理念契合，情義相挺。他是真正具有黨外情懷的義工。

‧弱勢聲音的出口

1940年生於台南七股鹽鄉，11歲時隨父母遷居高雄。小時候曾讀漢學，以台語讀古文與詩詞，對楊青矗影響很大，也奠定後來推動台語文復興運動的基礎。1961年以後，楊青矗以煉油廠殉職員工遺族身分，進入高雄煉油廠工作，並在這時陸續發表文章與小說。楊青矗將工人受到的不平等待遇，以小說方式呈現，並慢慢凝結工人的反抗意識。1970年代，楊青矗開始有計劃地寫作一系列女工小說，在鄉土文學論戰中，被國民黨「抹紅」。1978年《廠煙下》出版時，楊青矗即宣告從文學走向政治，準備競選工人團體立法委員，隔年，楊青矗因美麗島事件入獄，在獄中仍未停止寫作，出獄後有多本作品出版，以文字見證時代。而後，楊青矗發現不管本土勞工或語言，在台灣都居於弱勢地位，自1986年起展開國臺雙語辭典的編撰工作，幾近耗盡家產終於出版，並終生投入台灣語文的研究推廣與教學。

‧橋樑與樞紐

生於宜蘭農家，原本家人期待她留在宜蘭當一名小學老師，然而陳菊卻毅然赴台北求學，19歲擔任省議員郭雨新秘書，從此投入黨外運動，十幾年間，陳菊成為老一輩和年輕一輩政治運動者之間重要的橋樑，並與海內外民主運動者建立起深厚的交往。

經過立委和監委選舉失利的郭雨新，於1977年離開台灣前往美國，持續在海外從事台灣人權運動，陳菊也就成為郭雨新在台灣的代理人。由於秘書的身份，能取得政治犯家屬的信任，海外人權工作者到台灣，亦需依賴陳菊串連島內的訊息，了解政治犯的狀況。當年艾琳達（Linda Gail Arrigo）到台灣做黨外研究，也是因為陳菊才認識施明德，艾琳達曾說：「陳菊對台灣的黨外非常重要，她是一個在人與人之間交接的人物，把很多人拉在一起。」在資訊封閉的年代，聯絡工作甚為關鍵，若沒有人負責聯繫，就無法啟動後續新生代對政治的關懷和參與。年僅20多歲的陳菊已是海內外人權運動工作者的樞紐，對內亦為連結黨外不同世代的橋樑，從穿針引線到分派工作，讓黨外活動有組織地運作，也使黨外運動的精神得以順利傳承。

‧「太史公」

用生命在守護傅正資料的陳信傑，從傅正「秘密組黨行事曆」發現，民進黨組黨前第1階段的5次會議，以及第2階段10人小組的8次會議與3次擴大會議，傅正均無役不與，且積極串聯，留下彌足珍貴的紀錄。另外，民進黨為參與國是會議，成立憲政研究小組，提出〈民主大憲章〉作為憲政改造的藍本，由黃煌雄擔任召集人的憲政研究小組開過6次會議與4次擴大會議，傅正不但從不缺席，也都留下紀錄。還有，民進黨全代會、中常會、乃至一些大大小小的會議，只要傅正參加，就會習慣性留下速記。從黨外到民進黨成立前後，幾乎沒有第二個人，像傅正那樣勤於紀錄、忠於歷史，傅正確如尤清所言，是名符其實的「太史公」，終其一生，一以貫之所堅持與展現的，就是民主信念，就是黨外情懷。

‧人權牧師

出生於台南基督教醫生家庭，經歷二二八事件，因進入部落向原住民傳福音，從此立志為人服務而成為一名牧師，要求自己要照顧受壓迫的人或經濟不好的人。1970年，高俊明被選為臺灣基督長老教會總幹事，在社會關懷裡，長老教會主張不只幫助天災的災民、窮人或病人，政治上受到壓迫的人也要幫助。美麗島事件發生後，高俊明和施明德雖然曾在公開場合見過面，並無私交，但基於尊重生命的理由答應協助施明德逃亡，於1980年6月因「藏匿叛徒」被判刑。高俊明被捕後，以聖經猶大的故事比喻，社會中像猶大的人很多，但像美麗島這8位被告那樣願意為困苦人犠牲自己的人很少，並聲明願為這些人負起他們該當的一切刑罰，為此付出自己的性命和財產，請求政府早日釋放這些政治犯，讓其與家人團聚。由於牧師身份加上長期投入人權運動，高俊明入獄的消息成為國際事件，並曾引起梵諦岡關注，教宗若望保祿二世更曾派駐臺特使探監。高俊明認為，教會是一個宗教團體，不能和其他的政治團體或政黨結合，但是政黨活動如果合乎保護眾人的人權和尊嚴，就應該支持。他曾說：「政府雖然是個權威，但對政府的服從是相對的，政府做得不對，我們要用愛心說誠實話，這是聖經中的教訓。」

‧革命情誼

1979年1月，前高雄縣長余登發與其子余瑞言被情治單位以「知匪不報」、「為匪宣傳」罪名逮捕，為抗議國民黨政府政治迫害，黨外人士緊急聚會，齊聚高雄縣橋頭鄉舉行示威遊行，公然向實施30年的戒嚴法挑戰。許信良時任桃園縣長，官方身分本不宜參與此類遊行，但許信良堅持南下參加，患難見真情，成為余家終生摯友。這是台灣戒嚴時期的第一次政治遊行，許信良因此遭到國民黨控制的監察院彈劾並「停職」2年。而後，許信良擔任《美麗島》雜誌社社長，美麗島事件爆發時許與家人正在美國，被國民黨政府拒絕入境，從此只能流亡海外，滯留美國。1987年許信良闖關回台，時年已80幾歲的余老縣長為了表示歡迎許信良，即使已不良於行，仍不畏國民黨的水陣人牆，親自率領數千群眾步行十餘公里赴機場，情義相挺，這種有如父子般的革命情誼令人動容。

‧「驚天一跪」

留法學者盧修一，當年選擇「日本統治時期的台灣共產黨」做為博士論文的專題，受國民黨政府注意已久。1983年盧修一因涉嫌與史明獨立台灣會之相關人聯繫，為警備總部指稱涉嫌叛亂被捕，判感化教育3年，出獄後即加入民進黨，並且連續3次高票當選台北縣立法委員。1997年台北縣長選舉，盧修一時任立委，被視為接替台北縣長尤清的強棒，但盧修一罹患癌症，因而由美麗島律師團成員、時任立委的蘇貞昌代表民進黨參選，蘇貞昌條件雖強，但面對國民黨傾盡所有黨政資源力拱謝深山，選情相當緊繃。選前最後一晚，民進黨在板橋舉辦大型競選晚會，當晚有超過10萬人在現場，盧修一當時已經接受癌症化療，身體狀況不佳，原本並未安排他上台演說，但盧修一卻意外地出現在舞台上，抱著虛弱病體，在寒風中，盧修一突然下跪，磕頭求票，「請大家支持蘇貞昌」。這驚天一跪不是刻意安排，盧修一發自內心，燃燒他生命最後的光輝，讓蘇貞昌順利當選台北縣縣長。蘇貞昌後來談到這段往事，也說：「盧仔對台灣、對台北縣的使命感，以及對我的期待，讓他用盡生命最後的力量拼出這個偉大的火花，他的驚天一跪才能這麼感動人。沒有這一跪，縣長可能就不是我。」

‧「黨外共主」

1977年，施明德是一名囚滿15年剛出獄的政治犯，在獄中廣泛閱讀各類書籍，讓他對突破當時的政治壓迫有一套想法，也讓他對民主法治的發展有完整的願景。但剛出獄的他與社會脫離已久，缺乏人脈與資源，當時的社會氛圍一般人也不敢輕易接受他，施明德只能勉為擔任黨外助選工作，直到遇到黃信介，在黃信介的支持下，施明德才開啟了落實這些想法的契機，也開啟了燦爛的美麗島時代。黃信介不管黨外同志的出身，都像自己親人一般對待，而對於同志的信任與授權，在與施明德的互動中更是顯露無遺。只要是施明德的建議，黃信介幾乎不懷疑，也從不拒絕，只是告訴施明德：「你想怎樣做你就去做，碰到困難就來找我。」黃信介拿出一本存款簿與印章，交給施明德：「這給你，錢不夠再告訴我。你就照這樣去做，有困難，有危險，再跟我講。」在黨外助選團中，施明德說：我們沒有「團長」，只有「總聯絡人」；沒有「秘書長」，只有「執行秘書」。這件事是他決定的。……他的風範也著實影響了我。若沒有他的無為而治，也無法締造美麗島時代的風起雲湧……信介仙日漸確立黨外共主的地位。

‧「最感念的人」

一位是黨外運動第一領導人，一位是首次政黨輪替的直接民選總統，分屬不同世代的兩人，結緣於美麗島事件。陳水扁大學時，因為聽了黃信介的一場演講，決定「棄商從政」，重考上台大法律系，黃信介可說是陳水扁的啟蒙老師；美麗島事件發生時，陳水扁已是知名律師，無畏擔任黃信介的辯護律師，從此步入政壇。黃信介也用自己的聲望與實際行動，扶持陳水扁一路茁壯，讓陳水扁成為第一個非國民黨籍的台北市長。而後陳水扁競選台北市長連任落選，黃信介雖身體不適，仍陪伴在陳水扁最困難的時候。1999年11月30日，當時為了總統選舉正在新竹拜票的陳水扁，聽到黃信介過世的消息，立即結束行程趕至黃家，一進大廳，陳水扁立刻跪下，行三跪九叩大禮，表達他對黃信介亦父亦師的情誼與敬意。而這位重情重義的台灣民主大老，臨終前還放心不下陳水扁的選情，還想著要替他助選。陳水扁曾表示：「人的一生有許多誕生的機會，有身體的誕生、情感的誕生、思想的誕生，信介仙是啟發我政治思想誕生的父親，也是我最感念的人。」陳水扁8年總統任職期間，在清明掃墓時節，有好幾年都親到「我最感念的人」──黃信介墳前致哀。

‧「雪中送炭與黨外情懷」

我在第4屆監委任內，有關陳前總統醫療人權案，從101年9月24日立案調查，一直到103年6月11日結案，關注的時間總共歷經626天。有一天黃煌雄在「陳前總統醫療案綜整說明」的記者會上，曾提到有一次柯（文哲）醫師問他，他這樣努力認真來關心阿扁總統的病情，是不是代表一種雪中送炭。當時黃委員說，柯醫師，你的作為可以說是一種雪中送炭，我則應該說是一種黨外情懷。因為你和阿扁並沒有任何關係，但在最阿扁困難的時候，你願意接民間醫療小組召集人的工作，確實表現出雪中送炭的精神。我不一樣，不管大家如何評價陳水扁，阿扁和我到底同屬黨外，我比阿扁稍早一點，我們曾在戒嚴統治時期的黨外歲月同行，當阿扁擔任總統、最有權勢的8年當中，我不曾走進總統官邸一步，不曾在官邸吃過一頓飯或喝過一杯水，但當阿扁在人生最無力、甚至求助無門的時刻，基於社會和解與安全大局的考量，我以最大的努力和誠意，在職權行使的範圍內，來表達關心，且是最具有實質意義的關心，其實只在向2300萬台灣人民說明一點，就是在我們的社會中，有這麼一種人，這種人對於有權勢者在位時，並不一定在有權勢者身邊，但當有權勢者一旦失去權勢，甚至陷入困難或需要的時候，這種人則會盡其所能，做應當做的事，這種精神便叫做黨外情懷。我的參政就是在這種黨外情懷的溫暖支持下走出來，自然也會以這種黨外情懷來對待需要關懷的阿扁總統。

[1] 廣興會議是一個戰略性會議，「廣興會議的決定可說是宜蘭縣1981年選舉的戰略決定」，也是「改變宜蘭地方政治生態最高的一個戰略決定」。參閱《人民的力量──蘭陽平原的雨月四十八天》一書。

＊作者為台灣研究基金會創辦人，前立委、前監察委員。本文為作者於「爭取民主的年代」研討會發表的論文〈論焚而不燬的黨外精神〉第三部份。共同作者黃向成為台研會兼任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