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會把巫術的、部落的或集體主義的社會稱作「封閉的社會」（closed society），而把個人必須面對決定的社會叫作「開放的社會」（open society）。
我們不妨把封閉的社會比擬作有機體。所謂國家的有機體或生物學的理論，就有相當程度的適用性。封閉社會也像獸群或部落一樣，都是類似有機的單位，其成員是由類似生物鍊結的東西聚集在一起的：諸如親族關係、共同生活、分享共同的成果、共患難同甘苦等等。封閉社會是由具體的個人組成的具體團體，他們的關係不是分工、貨物交易之類的抽象社會關係；它是具體的有形關係，例如相互接觸、彼此問候等，雖然這樣的社會也許是奠基於奴隸制度，但是蓄奴的問題和蓄畜沒有太大的不同。因此，有機理論之所以不能應用到開放社會，正是因為開放社會缺少這些層面。
我所謂的這些層面和底下的事實密不可分，在一個開放社會裡，許多人都在社會裡力爭上游，以取代其他成員的地位。這點也許就導致階級鬥爭之類重要的社會現象；但是有機體裡，我們不會看到類似階級鬥爭的東西。有機體的細胞或組織有時會被比擬作國家的成員，為食物而你爭我奪；但是腳絕不會想要變成大腦，身體其他部分也不會想要變成胃部。由於有機體中並沒有任何事物可以對應於開放社會成員為社會地位而競爭的重要特徵，因而所謂的國家有機理論其實是個錯誤的類比。另一方面，封閉社會對於這種社會競爭的傾向也所知不多，包括階級制度在內的種種制度，因而都成了神聖不可侵犯的禁忌；有機體理論應用到它身上，也就不為過了。因此，我們不難發現，大部分企圖以有機體理論應用到我們社會的，原來都是以偽裝的宣傳方式要我們返回部落主義的社會。
由於開放社會缺少有機體的特性，在某種程度上，我應該稱之為「抽象的社會」。它大抵上可以說是喪失了具體或現實團體的特性，或諸如此類現實團體的體系。很少有人理解到這點；我們也許可以誇張地說：我們可以設想一個人們其實沒看過的社會—所有行業都由相互孤立的個人經營，彼此以信件或電報往來，外出也都坐汽車（就連生育都沒有個人元素，而以人工受精來繁衍後代）。這個虛構的社會可以稱為「完全抽象或去人格化（depersonalized）的社會」。現在有趣的是，我們現代的社會在許多方面很像這種完全抽象的社會。雖然我們並不會一直待在汽車裡（成千上萬的人在街上摩肩接踵），結果還是像是關在汽車裡一樣，和同行的人沒有任何個人關係。同樣，某個工會的會員的意思也只是一張會員卡，並且對素不相識的祕書捐繳交會費而已。生活在現代社會裡的人，幾乎沒有有親密的個人接觸；他們孤立而匿名地生活著，結果就是不快樂。因為社會雖然變得抽象，但人的生物性格並沒有多大改變；人有社會性的需要，而開放社會卻不能滿足這些需要。
當然，我們的描述有太過誇張之嫌。以後不會也不可能有個完全或極為抽象的社會。人仍舊會組成現實的團體，也有各種現實的社會接觸，試圖滿足人們的社會情緒需要。不過在現代開放社會裡，大部分現實的社會團體（除了某些幸運的家族外）都是可憐的替代品，因為它們不能提供一種共同生活。而且許多團體在整個社會生活裡也沒什麼功能。
我們的描述還有另一個誇大之處，那就是至今只看到它有百害而無一利。不過，它還是有好處的。它可以建立一種新的人際關係，只要人們不再被偶然的出身決定，而可以自由加入社會各個階層；因此，一種新的個人主義就應運而生。同樣的，隨著生物性和身體的關係漸趨淡薄，精神的關係則可以扮演要角。不論形如何，我們希望以上的例子可以闡明抽象社會和具體或現實社會團體之間的矛盾，也說明我們現代的開放社會的運作大體上是透過抽象關係去進行的，例如交易或合作。（現代的社會理論，例如經濟理論，也正是著眼於這類抽象關係的分析。至今仍然有許多社會學家還不明白這點，就像涂爾幹等人，一直不放棄獨斷的信念，認為社會一定要就現實社會團體的觀點去分析。）
有鑑於此，我們明顯看到，從封閉社會過渡到開放社會，可以說是人類最深層的革命之一。基於上述封閉社會的生物特性，人們對於這種過渡一定感受很深。因此當我們說西方文明源自希臘時，應該理解它的意義是什麼；它的意思是，希臘為我們開始了這個偉大的革命，而這個從封閉社會過渡到開放社會的革命迄今似乎仍然原地踏步。當然，這種革命並不是刻意造成的。古代希臘的封閉社會、部落主義的瓦解可以上溯到統治的地主階級開始察覺到人口成長的那個時代。這意味著「有機體的」部落主義的末日到了。因為它造成統治階級的封閉社會內部的社會壓力。首先出現的是某種「有機體式的」解決方式，也就是衛城的出現。（在派遣殖民者出去的巫術儀式裡也突顯了這個解決方式的「有機體」特性。）不過這種殖民的儀式只是推遲它的瓦解而已。當它造成文化接觸時，甚至產生了新的危機。其結果是導致對於封閉社會最大的危機，也就是商業，以及以貿易和航海為業的新階級。到了西元前六世紀，這種發展已經導致舊有生活方式的部分瓦解，甚至產生一連串的政治革命和反動。它不僅導致像斯巴達那樣企圖以武力去保護和維持部落主義，也造就了偉大的精神革命，發明了批判性的討論，其結果就是擺脫了巫術性的強迫觀念。在此，我們看到第一個新的不安定徵候也出現了：那就是開始感覺到文明的壓力了。
這種壓力和不安是封閉社會瓦解的結果。甚至在我們這個時代，特別是在社會變動的時候，仍能感覺到它。這種壓力是由於開放和部分抽象的社會生活對我們要求而造成的，它要我們努力合乎理性，至少要摒棄情緒上的社會需求，要照顧自己並且接受種種責任。我認為，我們應該承受這個壓力，作為增進知識、合理性、互助合作以及存活率和人口數所要付出的代價。這是我們身而為人必須付出的代價！
*作者為卡爾・波普Karl Popper，1902年生於奧地利維也納，為猶太人。1937年，因奧地利被納粹德國吞併，被迫流亡至紐西蘭，於坎特伯雷大學任哲學講師。1946年遷居英國，任教於倫敦經濟學院，講解邏輯和科學方法論。1965年受封為爵士，1976年當選皇家科學院院士。1982年獲頒榮譽侍從勳章。1994年逝世於倫敦。本文摘自《開放社會及其敵人The Open Society and Its Enemies》（商周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