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是要從中國手上救一個人，談何容易？光是台灣社會內部就有阻力，鄭秀娟說李明哲被抓以後連文山社大都被社會指責：「大家都說社大幹了什麼、明哲幹什麼來指責社大，而不是說對方幹了什麼，抓人的人幹了什麼！這正是我們極權歷史文化還沒去除的證明……」黃怡碧也在百般絕望下則決定試試過去只在課本上學到的、聯合國的「強迫失蹤」人權救援機制，未料接下來救援大隊與李凈瑜遇到的，是中國對「人性」最深層的玩弄與考驗。
盼望半年終能與他在聯合國碰面 李凈瑜卻遭中國突襲「審判」
以聯合國人權救援機制，黃怡碧能立刻說出的便有2例。一是過去樂生療養院居民遭迫遷，一群樂生青年組團殺到美國、日內瓦申訴，後來聯合國健康權、居住權報告員發布聲明，界定台灣政府應重視「居住是人權」，如果不得不迫遷也要取得居民一個合作的程度、給居民相關補償；二是台灣歷史被關押最久、高度有冤的邱和順案，邱和順在2011年遭受最高法院草率速審，民間團體特別寫信給聯合國報告員、也受理、認為這是嚴重的人權侵害──這次聯合國不只發聲明，也特別透過外交系統請侵犯人權的國家提出正式聲明，但令人哭笑不得的是，聯合國是透過「中國外交部」給北京當局，「北京當局號稱『一個中國原則』，但他沒辦法把他的手真正伸進台灣來。」
即便聯合國也未必能扭轉狀況，黃怡碧當時的心情，就是死馬當活馬醫了──2017年3月19日李明哲失蹤後，27日中國被記者問才有技巧說「正接受有關當局調查中」、不說李明哲在哪、被誰偵查，而李凈瑜也曾經買好機票要殺去北京問中國政府「我先生在哪」，結果到櫃台航空公司才說她的台胞證已被註銷，直到5月份中國才正式宣布逮捕李明哲，一開始的罪名還是「『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不是最終的「顛覆國家政權罪」。
陸委會有力使不上、聯繫管道全斷，「我們是在這麼絕望的情況下，跟聯合國試看看。」但黃怡碧也說，真的必須說中國有多惡劣。
救援大隊決定把採取的每個工作攤在陽光下、明確說出幾月幾號有什麼行程，雖然聯合國大部份不會給當事人與家屬面對面報告機會，但受理李明哲案的「強迫失蹤小組」是例外，因為強迫失蹤被視為最可怕犯行，加上人道考量，要協助家屬能知道家人被關押在哪，「人在哪」是強迫失蹤小組最重要的問題。
2017年9月13日，聯合國預計安排李明哲與家屬在日內瓦萬國宮見面，聯合國原本要救援大隊不講，「怕我們被侵害人權的國家阻撓，要我們不能講」，但救援大隊本著李明哲的信念不妥協、公佈行程，沒想到在前往日內瓦前夕召開工作會議，李凈瑜就接到中國湖南法院的電話，說李明哲要在9月11日接受公開審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