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初，播遷台北的中華民國政府還面臨一項挑戰，即該如何妥善處置於國共內戰失利的殘兵敗將。當時胡宗南部隊所轄兩個師，共3萬餘兵力，仍據守川康邊界的一小片領土，艱困地抵禦著不斷進逼的28萬共軍部隊。同時，在滇緬交界，仍有一批國民黨游擊部隊，正奮力守護著一塊反共基地。蔣介石倉促離開成都之後，胡宗南在西昌設立行營，欲將川康地區打造為一個可持久作戰的反共游擊地。為了強化西昌的防禦，蔣介石打算利用滇南國民黨游擊隊所控制的蒙自地區，作為後勤補給的轉運站，具體行動也如火如荼地展開，包括第1批5萬加侖的燃料與其他物資裝備，從海南島經由蒙自轉運到西昌，台北同時也利用陳納德所運作的民航空運大隊，自蒙自運出當地所出產的錫礦砂並外銷牟利，作為支應國軍部隊在大陸西南地區的軍事開銷。蔣介石為了表明捍衛西昌到底的決心，還派蔣經國與其他高階將領冒險前往視察，同時擬具各種可行的防禦策略，設法持久守住川、康、滇交界處的國民黨控制區。
在中國大陸偏遠的西南一隅維持國民黨駐軍，本非易事，而這最後的反共努力終歸於徒勞。儘管補給和後勤支援極為困難，西昌據點仍奇蹟似地堅守了3個月之久，西昌胡宗南殘部的表現，可圈可點，只不過到了1950年3月底，該部已精疲力竭。當胡部在遭受共軍包圍而不得不棄守西昌行營時，胡宗南指示下屬往南撤入滇西境內，與李彌將軍所統領的當地游擊部隊會合。李彌這位忠貞的國軍將領，於盧漢起義後拒絕加入中共，率部一路南撤，奮力抵抗變節投共的雲南省政府。大多數胡宗南部隊於穿過康滇邊界途中遭解放軍殲滅，最後僅剩約4百名倖存者，順利撤入緬甸北部，後來與李彌來自雲南的2000殘部會師。李彌在緬甸的非正規軍，日後逐步演變成為一股台北無法完全掌控的流亡武裝勢力，並在數年後成為東亞冷戰戰場上的一個熱點。
除了緬甸之外，另有部分國軍部隊逃入越南1949年11月間，白崇禧部隊大部分在兩廣境內遭到殲滅，僅有黃杰將軍所統領總數約3萬人的兵團倖免於難，撤到廣西、越南交界，與法越殖民當局一番交涉之後，這支國軍被允許在繳械之後進入越南境內，不久後由越北邊境轉移至海防附近的下龍灣沿岸留置。李彌麾下另一批4千5百名國軍部隊，於1950年1月底、經歷共軍追擊後也進入越南境內，同樣遭到法國殖民當局繳械與拘留的命運。
在得知國軍部隊即將跨越國境進入中南半島時，毛澤東非常火大。11月29日，周恩來警告法越殖民政府，若膽敢向國軍部隊提供庇護，後果將由其自行承擔。法國人對於中國共產黨的警告，膽戰心驚，他們在中越邊界僅有一、兩個連的薄弱駐軍，而周恩來的強烈警告，則有廣西境內5萬餘解放軍作為支撐。北京的警告，讓法國人大為不安，甚至一度考慮將拘留的國軍殘部送回中國大陸。1950年夏天，國軍入越部隊被遷移到越南最南端外的富國島，等待遣返，而來自雲南近5千名士兵，則被遷置於金蘭灣。經過2年的艱困歲月，直到1953年夏天，這些遭到繳械的國軍部隊，才被送往台灣。
1949年後這兩股流亡緬甸、越南的國軍殘部，處境雖然悲慘，卻仍具有相當大的象徵性意涵。對於撤往台灣的蔣介石與中華民國政府來說，只要在亞洲大陸上仍存在國民黨的軍事力量，即意味著其依然具有反攻大陸的一線希望。當黃杰的舊部甫落腳於海防附近不久，當時在台灣的白崇禧即建議蔣介石，應著手將這批流亡異鄉的部隊改組為志願軍，與越南保大政權攜手對抗越共分子，黃杰將軍甚至不死心，認為也許未來終有一天，流亡異域的國軍部隊能夠重回到中國西南。1950年4月，被蔣介石任命為雲南省主席的李彌將軍，提議於滇緬、滇越交界處各設立兩個作戰基地，並且在曼谷與西貢成立兩個聯絡處，以利其在滇緬邊境的反共大業，他並敦促台北為此事應立即與泰國與越南兩國政府展開談判。台北外交部考量到當時中華民國風雨飄搖的外交處境，不願再添額外麻煩，故未照辦。儘管如此，外交部仍建議其在台灣位於曼谷與西貢現存使領館的掩護下，於內部成立祕密單位，負責此方面業務。這兩股流亡海外的國軍殘部，在韓戰爆發之後，成為台北與華府之間外交上的燙手山芋。
如前所述，對台北而言，如何妥善處理海南島上的國民黨當局，是另一個令人頭痛的議題。1950年3月初，白崇禧請求蔣介石金援當時倖存於其故鄉廣西省境內山區、正與共軍短兵相接的9萬名桂系舊部，蔣介石心不甘情不願地口頭允諾，將透過海南島當局每月支付此一仍留在廣西境內的白崇禧殘部10萬銀圓，然而考量到台灣的財政已出現巨大危機，蔣也了解到，和非嫡系國軍部隊進行財政上的切割，實已刻不容緩。
美駐台北大使館一份機密報告曾指出，1950年初，國民黨政府每個月的軍事預算，總共是3千8百53萬銀圓，其中撥予東南軍政長官公署轄區（包括台灣、海南、舟山以及中國東南沿海其他島嶼）的預算為2千6百71萬銀圓。播遷台北的中央政府為了維持東南軍政長官公署，需支付1千1百99萬銀圓，剩下的1千4百72萬銀圓（約4千2百萬新台幣）則由台灣省政府籌支1949年時的台灣省政府，其稅收根本不足以支應自身的運作開銷，況且此時，吳國楨每月所能籌到的軍事經費，不超過1千零64萬銀圓，故省政府若不動用通膨措施，將很難籌措到這筆每個月必須固定支出的款項。據吳國楨底下幹練的省政府財政廳長任顯群所述，1950年二月間，蔣介石從上海運來的黃金儲備估計有85萬盎司，其中的20萬盎司花在每月的軍事開銷之上。到了3月底，蔣對於台灣黃金儲備的迅速消耗大感憂心，下令每月的軍事開銷不得超過2千3百萬銀圓，此一額度比起1950年初所制訂的3千8百53萬銀圓上限，已降低許多。
鑒於國民黨政府惡劣的財政狀況，海南行政長官陳濟棠與海南防衛司令薛岳，本擬於3月上旬連袂飛往台北向蔣介石爭取更多援助，然蔣以海南島軍事吃緊，說服他們打消台灣之行，並改派其經濟部次長到海口進行交涉。同時，陳濟棠所轄之駐海南島第32軍，因取得糧食與後勤支援益加困難，有意撤往台灣，此議再度遭到蔣介石斷然回絕。明眼人都看得出來，到了4月上旬時，蔣介石對於國軍能否守住海南，已愈來愈不在意，這不禁讓美國駐台北大使館武官巴大維（David Barrett）上校認定，美方任何花費在防衛海南島的金援，不久後必將全數浪費，一滴不剩，以「金錢換取時間」的策略根本行不通。蔣介石此時所亟需的是，為了能夠早日主動放棄海南島，而找到一個可以被各方接受的時程表與正當理由，以免進一步傷害台北國民黨政府每況愈下的國內外威信、財政負擔與民心士氣。最後，他在美國退休海軍上將柯克（Charles M. Cooke）的建議下，找到撤守的時間點。以「私人顧問」身分前來台灣，協助防衛台灣、鞏固國民黨政府的柯克，從而在中華民國處境最凶險的關鍵時刻，極大程度地影響了蔣介石對於國防與安全政策的制訂與執行。
*作者為史丹福大學胡佛研究所教授，本文經授權轉載自遠足文化《意外的國度：蔣介石、美國、與近代台灣的形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