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老派民主人士，許知遠有著尊崇的情感。圖為香港民主派人士李柱銘在2010年爭真普選活動／維基百科）
基於同樣的原因，在描寫香港的抗爭者群體時，許知遠的視角也處在遊移與波動之中：他用尊崇的情感寫老一輩民主派的代表人物、優雅而有貴族氣的李柱銘，甚至從李柱銘的國民黨將軍的父親寫起；他用童心未泯的心態寫頑童一般的「長毛」梁國雄，無論「長毛」標榜的「真正的馬列主義者」這一身份在香港這座最資本主義化的城市顯得多麽不合時宜；但是，他卻用嚴峻而刻薄的方式批判陳雲是一個「極端的仇恨者」、「以惑眾的妖言獲取暫時的榮耀」——我猜想，不是陳雲偏執的、語不驚人死不休的個人品性讓許知遠產生了相當的惡感，如果從道德的角度來衡量，如果拿哈維爾和翁山蘇姬的標凖來衡量，陳雲固然是一個言行不一的「小人」，而施明德更是一個自戀到極點的、沒有被監獄摧毀卻被權力摧毀的「壞人」，許知遠偏偏能給予施明德以「同情的理解」。所以，陳雲身上讓許知遠難以接納的東西，或許更多來自於陳雲倡導的港獨和城邦論的觀念。
還是基於同樣的原因，許知遠對台灣的太陽花學運作出了讓他的很多台灣朋友無法認同的負面評述。偏差是怎樣發生的？在面對「在地的台灣」和「在地的香港」的時候，如果要更完整地呈現「在地的抗爭者」的心靈世界，就必須認識到：他們不是我們的鏡子，他們就是他們自己。或許，身為北京人的許知遠，長期受帝都文化之耳熏目染，而未能刮骨療傷般地剔除潛意識中根深蔕固的大中華情結。作為一個四川人，在帝國邊緣長大的我，理所當然地認為四川獨立是一個美好的選擇；而作為一個北京人，在帝國中心長大的許知遠，從小形成了從北京居高臨下地看中國的觀察和思維方式。因此，他要從這一套意識形態和文化慣性中破繭而出，比我更加困難。「鏡子論」及其背後的大一統傳統，或許是日後許知遠繼續寫抗爭者或流亡者故事的時候，需要克服或超越的「觀念之魅」。
願我們的道路漫長
《抗爭者》中最動人的一篇，是寫到了許志永、郭玉閃和我的《我們這一代》。在許知遠完成這篇文章和這本書的時候，這三個人的故事和許知遠自己的故事，仍然在演繹和發展之中：許志永二度入獄，以自身的受難戳破了習近平建設法治社會和全力清除腐敗的甜言蜜語。是許志永而不是習近平指示了未來中國的方向，如許志永所說：「任何時候文明都秉承理性的原則，建設性地推動民主法治的進程。我們勇敢堅定、溫和從容。我們一起做快樂公民，建設美好中國。」更年輕的郭玉閃，自成功解救陳光誠後就成為當局的眼中釘，他領導的「傳知行研究所」被關閉，他自己很清楚早晚會遭到當局的報復，他曾對許知遠說：「他們想要撚死我們真是太容易了。」一語成讖，郭玉閃被冠以「尋釁滋事」的新罪名，成了「習近平新政」的又一個祭品。而我在飽受中共秘密員警的酷刑折磨之後，攜全家遠走美國，然後在華盛頓郊區重建書房，並在新家裡接待了為寫新書《流亡者》再次上路的許知遠——我們在弗吉尼亞繁花似錦、牛羊成群的鄉間的重逢，讓許知遠產生了如夢如幻的感覺。然後，是許知遠的那些更溫和的、在中國公開出版的著作被查禁、被下架的消息傳來。看來，無論是書中的人物，還是作者本人，都在以不同的方式「風雨如晦，雞鳴不已」地往前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