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流動性局部面向測得的社會流動率，與根本社會流動的不一致，在壽命的遺傳上特別凸顯。在各族群的人口中，壽命與社會地位的相關性很高。英格蘭社會的壽命和其他社會一樣，向來取決於社經地位，至少從19 世紀以來就是如此。就英格蘭和威爾斯的專業人士來說，晚近的平均預期壽命為82 歲。而無技術的勞力工人平均預期壽命只有75歲。
雖然在個人層次上壽命的代際相關性很低，這個圖揭露出在群組的層次上，19 世紀富人和窮人的後代間存在著極大的壽命持續性差異。各世代的壽命等根本屬性的持續性，被大量決定個人壽命的隨機成分所掩飾。
這個簡單的模式也解釋了另一個主流流動性估測的謎，那是在研究人員開始建立祖父母與孫兒女地位的關係、甚至曾祖父母與曾孫兒女地位的關係時出現的。這些估測一致地顯示祖父母和孫兒女地位的相關性，高於預期的父母與兒女地位的相關性。它們也顯示，即使我們控制父母的地位，從祖父母的地位也能預測其孫兒女的結果。目前的社會地位似乎是複雜的世系網絡的結果。
不管你父母的地位如何，高地位的祖父母注定你會有較好的結果，低地位的祖父母則注定讓你有較差的展望。這個發現被解釋為祖父母在孫兒女的結果扮演重要角色，主要透過給他們錢財、幫助他們建立社會關係，和提供增進他們人生機會的照顧等手段。
這種祖先傳承的網絡如果就是原因，將證明地位的持續性有重要的社會與體制因素。以下有關地位持續性模式可能原因的討論，顯示如果持續性主要取決於能力的基因遺傳，那麼祖父母和其他較遠的親戚就無法直接影響目前世代的人生機會。祖父母和曾祖父母地位若要能預測後代的結果，只有在它能提供有關父母真正根本社會地位的資訊時才成立。所有顯著的資訊都包含在父母的基因碼裡。
不過，上面所列的簡單模型可以預測所有觀察到的世系效應，甚至它們的大小，而不把結果歸因於較遠親人的影響。即使假設祖父母、曾祖父母和其他追溯更早的個人世系實際上對社會結果沒有直接影響，這麼模型也能預測這些結果。
在控制父親和祖父的情況下，曾祖父和曾孫間的財富相關性仍然很高。不過，這個根本社會能力的簡單模型中，祖父和曾祖父沒有獨立的影響力。他們只是提供有關父親真正根本社會地位的更多資訊。
在上述模型中，所有用在預測子女結果的有用資訊，都由他們的父母的地位傳遞而來。如果我們知道父母的真正根本地位，那麼他們祖先的地位就不重要和沒有參考價值。子女不管來自一個顯貴的菁英世系，或來自貧窮和籍籍無名的背景，都有相同的展望。
知道一個人的人生前景完全取決於父母的地位，對瞭解社會流動性的性質至關重要。我們能否測試這個簡單模型的影響性？跨越多世代家族的既有資料的問題在於，我們不知道父母的真正根本地位。正因為如此，提供更多資訊的更早祖先，總是被當成下個世代地位的重大預測因素。
不過，我們有可能利用牛津和劍橋入學者的資料建立一套這種測試。關鍵的問題是，當我們在一個指定世代有兩組已知地位的群組時，其中較顯貴世系的群組能否在後續世代中保持較高地位？如果祖父母和曾祖父母地位會直接影響結果（如圖6.6 所示），那麼有較顯貴祖父母和曾祖父母的孩子的結果，與他們的父母比較，就會優於其他人。
菁英世系迴歸均數的速度和非顯貴世系統完全相同。菁英世系在1830-2012 年期間的隱含代際相關性為0.738，非顯貴世系的相關性則為0.734。兩個姓氏群組不同的歷史對他們後續的社會流動率沒有影響。迴歸均數的傾向對有較富裕和較顯貴祖先的群組來說一樣強。家族歷史在預測未來世代的地位無關緊要：重要的是父母世代的地位。同樣的，本章初始敘述的這個出奇簡單的流動性模式，似乎是解釋社會流動性世界唯一需要的東西。
此處所概述的簡單流動性模式最重大的意義是，它解釋了我們經常觀察到的特殊社會、族裔、種族和宗教群體緩慢的社會流動性，而無需假定歧視、族裔資本（ethnic capital）或族裔社會關係是促成因素。長期以來人們發現社會群體似乎呈現遠比個人家庭緩慢的社會流動率。在美國，猶太和日本人口並未向下迴歸到預期的均數流動率。相反的，黑人和拉丁人口向上迴歸均數的速度，也不如研究中預期的白人人口達到的社會流動率。
因此在美國，賀茲（Tom Hertz）證明只要知道一個家庭是猶太人，就可以預測子女未來的平均收入會比其他族裔家庭的子女平均所得高33%。只要知道一個家庭是黑人或拉丁人，同樣暗示各世代子女的收入將比總平均相關收入低30%。 晚近沛優（Pew）慈善信託會的研究發現，在中等所得家庭間，黑人和拉丁人子女比白人容易落在底層30% 的所得分布。白人的機會是25%，黑人是37%，西班牙裔為29%。
這要如何解釋？其中一個解釋是，現代美國仍然存在種族障礙，限制了黑人和拉丁人的機會，例如他們仍集中在低所得社區和績效低落的學校。 但缺少向上社會流動的現象不只出現在低所得群體，也在中產階級黑人和拉丁人觀察到—那些就讀種族混合學校、和從大學及就業平權措施受益的人。而猶太人或日本人子女迴歸均數的速度不如預期快，並非因為這兩個在美國人口中屬於少數的族裔從美國社會獲得任何優勢，波哈斯（Beorge Borjas）早期從研究美國戰後的移民群體發現類似的結果，其中許多群體如愛爾蘭人，並不會被歸類為明確的少數族群。 對符合特定所得和教育程度的父親來說，同一移民群組的平均所得或教育程度愈高，他們兒子的預測結果就愈好。
波哈斯把這個效應歸因於移民美國的不同族群有不同的族裔資本。例如，高平均教育水準族裔群體的兒子，結果會優於只是父親教育程度高者的預測結果，原因是社群裡其他人教育程度的外溢效應。更高教育水準的叔叔、堂表兄弟和鄰居，透過資訊、協助等方式提升了這些社群裡孩子的結果。這種解釋也可應用於賀茲在猶太人、黑人和拉丁人家庭發現的結果。不過，很少或沒有證據顯示這類假設的社群利益對個人產生影響。正如前面所述，美國日本移民的後代是一個高平均地位的族裔，然而這是一個人數少且分散的社群，並已透過異族通婚高度融入美國白人社會。
利用這個家庭根本社會能力緩慢改變的簡單模型，我們可以解釋所有上述結果，而不必牽扯到種族障礙、族裔資本或社會關係的影響。
編按：著名經濟歷史學家葛瑞里．克拉克採用了一套全新的分析技術，他追蹤檢驗許多世代的多樣化家族姓氏，時間貫穿800年，結果發現世界階級的流動性遠遠比過去認為的低。正當法國經濟學家皮凱提（Thomas Piketty）的《21世紀資本論》（Capital in the 21st Century）引發人們質疑資本主義在創造財富與分配的功能時，克拉克也引發了資本主義影響社會流動性的疑問。本書由時報出版，風傳媒與時報出版合作先行刊出精華書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