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史學家葛瑞里・克拉克在其2009年的作品《告別施捨——世界經濟簡史》（A Farewell to Alms）中，提出了一個雙元歷史規律論的觀點：人類的經濟生活一直處於人口學上的「馬爾薩斯陷阱」中，這種人口膨脹因戰爭、疫病與飢荒等因素的自然限縮情況，一直持續到工業革命後才被打破，從而使得全球的人口與經濟結構出現了「具有現代性」的變化。延續這種歷史循環觀，並運用來自各式各樣家族史的資料，克拉克的新著《父酬者》（The Son also Rises）則給了一個恐怕要令當代人感到沮喪的說法：要從窮爸爸的陰影中翻身，得耗盡數個世代的努力甚至是好運才有可能；但那些生在富爸爸庇蔭下的子孫，卻能不費吹灰之力的保有經濟上的優勢。原本在《告別施捨》中一絲轉機的光點，在《父酬者》似乎變得更加黯淡。
在本書中，克拉克基本上還是以相當比較經濟史的方法，把人類的歷史以工業革命為界，區分為兩個循環結構，並把人口增長設定為貫穿其間的要素。只是在《父酬者》中，作者將焦點從經濟或產業結構與人口變化的互動關係上，轉移到了推動經濟成長的人口要素與內質本身，並以特定家族的變化為觀察點，提出儘管經濟結構、社會思潮與政治板塊在過去六、七百年都出現過劇烈變化，但經濟上「富者愈富、貧者難富」的說法依然未減，也因此造成社會階級流動與相關的不平等現象，並未因社會或政治變革而有所改善。這種財富世代因襲且不受外在社會、政治因素變動的現象，並非僅發生在工業革命發源地的西歐大陸，也對於那些後進國如中國、日本等地，有著一體適用的解釋力。這套「富者愈富、貧者難富」的說法，不僅僅適用於時間軸上的歷史比較、空間軸上的區域或國家對照，也同樣在個別社會內部中得到印證。不論是社會與人口同質性極高的中國與當代日本，抑或號稱民族大熔爐、高度異質化的美國社會，都同樣沒能跳脫出這個定律。只是對於這樣的看法，《父酬者》這本書似乎給台灣讀者，尤其是那些深受太陽花運動與巢運，這般呼籲社會平等的改革運動激動的讀者們，當頭潑了一桶冰水。
克拉克的說法和許多人的理解不同，過去社會學家認為人口流動是可以在兩、三個世代裡完成的，以北歐為例，過去三百年間的社會階級流動率就接近25%。然而，克拉克卻認為這是採樣過少的結果，一旦時間軸拉長兩倍以上，就不難發現這些社會流動現象其實遠低於當前的估計，北歐的社會流動率可能遠低於20%。而在追蹤歷史家族資料後，克拉克斷言，出身（birth）比起所得和教育程度，對於某個人或家族的社會階級流動性具有五成以上的影響力。立足於「出身為大」的認知上，作者倒也提出了一個擺脫貧困、向上移動的可能性——跨階級的通婚關係。只有那些受過良好教育與社經地位高尚家庭的出身者，才有可能因為婚姻的緣故，協助他們出身較低的配偶及其家族，緩慢地提升他們的社會階級與相應之經濟地位。
《父酬者》的英文原著出版後，自然也有一些反對的看法，其中最主要的反駁聲浪，認為克拉克把對於「富者愈富、貧者難富」的解釋，過度強調富人比窮人更聰明、也益發地努力所致。這些反對者認為，克拉克全然忽略了社會與政治制度始終掌握於富人之手的現實。換言之，這是人性自私自利的前提下，富人家族壟斷資源的結果；豈能單憑現象就斷言富者的成功可隨血源（blood）與基因（gene）被延續下來？從這樣反駁的聲調中，意外地讓人想起史丹佛大學神經科學教授羅伯・薩波斯基（Robert Sapolsky）反對基因決定論的說法。薩波斯基認為基因決定論之所以危險，正是因為該解釋過於簡單，卻也因此可輕易用來解釋一切人類事務。他認為從生物學的角度，我們其實還沒有能力去判斷哪種行為是由基因造成的，更不可能「科學地」（scientifically）排除後天環境對人類成就的影響。類似的反思，也出現在1997年的科幻電影《千鈞一髮》（Gattaca）中，劇情圍繞在一個天生基因低下的工人，如何以各式各樣的非法手段，換得另一個具有完美基因人員的身分，而終能一償移民火星的宿願。當火星象徵著社會階層的頂端，如何登上太空船遂成為階級流動的過程，於是那句對白：「I give you the identity, you give me the dream」，就成了反駁克拉克認為只有婚配才能解決社會流動的小註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