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酬者》的英文原著出版後，自然也有一些反對的看法，其中最主要的反駁聲浪，認為克拉克把對於「富者愈富、貧者難富」的解釋，過度強調富人比窮人更聰明、也益發地努力所致。這些反對者認為，克拉克全然忽略了社會與政治制度始終掌握於富人之手的現實。換言之，這是人性自私自利的前提下，富人家族壟斷資源的結果；豈能單憑現象就斷言富者的成功可隨血源（blood）與基因（gene）被延續下來？從這樣反駁的聲調中，意外地讓人想起史丹佛大學神經科學教授羅伯・薩波斯基（Robert Sapolsky）反對基因決定論的說法。薩波斯基認為基因決定論之所以危險，正是因為該解釋過於簡單，卻也因此可輕易用來解釋一切人類事務。他認為從生物學的角度，我們其實還沒有能力去判斷哪種行為是由基因造成的，更不可能「科學地」（scientifically）排除後天環境對人類成就的影響。類似的反思，也出現在1997年的科幻電影《千鈞一髮》（Gattaca）中，劇情圍繞在一個天生基因低下的工人，如何以各式各樣的非法手段，換得另一個具有完美基因人員的身分，而終能一償移民火星的宿願。當火星象徵著社會階層的頂端，如何登上太空船遂成為階級流動的過程，於是那句對白：「I give you the identity, you give me the dream」，就成了反駁克拉克認為只有婚配才能解決社會流動的小註腳。
本書的英文書名「The Son Also Rises」，戲謔地借用了小說家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的名著《妾似朝陽又照君》（The Sun also Rises）。該原著以移居巴黎的美國人生活為本，表達了當代人目睹西方社會在一次世界大戰的摧殘下，對舊有的和平秩序完全被瓦解、不可復得的感受；並藉此傳達海明威對傳統價值觀破滅，快樂主義等新生活態度興起的詮釋。這樣劇烈的變動，若是從克拉克的角度來說，恐怕不過是黃粱一夢；當戰爭結束、社會秩序恢復後，海明威書中人物的感懷，都應該只是「強說愁」的文人詞彙而已。至於在中譯書名《父酬者》方面，雖嗅不到英文原名的戲謔味，但卻也直接反映了克拉克寫作本書的重要發現與其宗旨。簡言之，葛瑞里・克拉克的《父酬者》可以是一本挑戰既有經濟發展與社會流動性解釋的重要著作。作為一個具有歷史深度的經濟現象分析者，克拉克在選材與分析方法上都有相當的可信度，這是無庸置疑的。於是本書留下的觀點與結論，除了前述引發的學術爭辯外，或許還有讀者閱讀後的一點不安：「我怎麼沒有個富爸爸！」
＊作者為中央研究院臺史所研究員兼副所長
編按：著名經濟歷史學家葛瑞里．克拉克採用了一套全新的分析技術，他追蹤檢驗許多世代的多樣化家族姓氏，時間貫穿800年，結果發現世界階級的流動性遠遠比過去認為的低。正當法國經濟學家皮凱提（Thomas Piketty）的《21世紀資本論》（Capital in the 21st Century）引發人們質疑資本主義在創造財富與分配的功能時，克拉克也引發了資本主義影響社會流動性的疑問。本書由時報出版，風傳媒與時報出版合作先行刊出精華書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