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有一個更顯著的例子：在1812 年時，韃靼商人在布哈拉（Bukhara）和撒馬爾罕（兩地在俄羅斯境外），到處發送描述金納疫苗接種法的手冊，這些手冊是以阿拉伯文和土耳其文寫成的，並在喀山印製，因此很可能是俄羅斯政府在其亞洲領土上，為整體推廣該項技術所做的努力之一。
啟蒙運動乘機崛起
關於這一點，疾病史和一般的歐洲發展模式之間，似乎有兩項關連。首先，英國在十八世紀崛起所倚恃的，除了許多其他條件外，也包括人口顯著成長，而這一點，英國不僅比法國開始得早，持續的時間也較長。
政治機構、煤礦和鐵礦的分布、社會結構、價值觀，以及個人的創造力等，全都在促成整體的結果上扮演了角色：但是，就我們現在能指出的觀點（有關鼠疫、瘧疾和其他傳染病由英國鄉間消聲匿跡，再加上英國帶頭以人工方式控制天花），事實似乎很明顯，英、法兩國不同的疾病經驗，和它們分歧的人口歷史大有關係。因此，變動的疾病模式，也成為左右十八世紀歐洲史和世界史的決定因素之一，因為大英帝國的興起，以及法國自1763 年後對於海外擴張時的暫時衰退，對美洲、非洲、亞洲和歐洲的歷史而言，當然都應該算得上是轉捩點。
第二點，雖說在十八世紀時，醫學科學仍未出現重大的成就，但是以下的想法卻似乎不算荒謬：流行性疾病的重要性日益衰減（部分因醫學進步所造成，但最主要還是在於人類完全不曾意識到的生態調適過程），為啟蒙運動的哲學及社會觀點普及化，建構了基本的背景。
試想如果在這樣的世界裡，難以意料的猝死，可能發生在每個人的生活中，那麼，若用「宇宙是一具大機器，其運作是規律、可理解甚至可預測的」這種觀念，來解釋眼前的現實狀況，就顯得太不合時宜了。畢竟，流行病的暴發，既反覆無常又無法預料，而且對於那些受它光顧的人來說，也絕對無法輕忽它的重要性。因此，在天文學家及數學家於十七世紀的新發現，成為普及的世界觀基礎之前，流行病對於人類心靈及肉體的宰制就已減輕了。
於是，鼠疫和瘧疾的式微，以及天花受到控制，都為十八世紀知識份子間流行的自然神論觀點，扎下推廣的預備基礎。
若有這樣一個世界，致命傳染病並不會突如其來的降臨正值盛年的人身上，那麼人們就不會如此需要求神拜佛，以解釋這類暴斃事件。此外，新流行的機械世界觀支持尋找更有效的方法來應付疾病，使得醫學專業在實驗測試新療法方面，愈來愈能從經驗中學習。結果，情況真的改善了；於是，有關「人類智慧和技巧不只能改進機械生活，也能改善健康狀態」的想法，似乎變得愈來愈有道理。
因此，「歐洲疾病變遷」和「歐陸的文化與政治史」之間，似乎有明顯的關連。在1494 年至1648 年間，舊日傳統文化承受的壓力異常強烈，因為越洋航行帶動的不只是人員的交流，同時也帶動貨物、思想和疾病的流通。剛開始的時候，造成非常大的衝擊，而歐洲人必須調適這些變化。宗教改革運動所掀起的政治和思想風暴，以及宗教戰爭，在在證明了這些壓力的存在。
唯有在最初的震撼消退後，我們所謂的「老方式」，也就是比較放鬆的政治及文化生活方式，才有可能建立起來；而最初的震撼裡，包括很重要的流行性疾病衰微，而且漸漸被更容易預測、更不危險的傳染病所取代。很顯然，疾病發生率的改變只是造成這類重大變遷的因素之一，而且還不是最搶眼的因素。然而，由於歷史學家過去幾乎完全忽視了這個因素（即疾病經驗以及傳染病變遷的經驗），所以在這兒，我們似乎更值得強調這一點。
＊作者為當代史學泰斗，芝加哥大學歷史學榮譽教授。1917年出生於加拿大溫哥華，1947年獲美國康乃爾大學博士學位之後，任教於芝加哥大學歷史學系40年，1987年退休。史學著作豐富，超過三十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