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花改寫英國政治史
然而，天花接種在土耳其（至少是土耳其的某些地區）實施的時間，比歐洲任何地區都來得早。事實上，天花接種就是由土耳其傳入英格蘭的，那是在1721 年，由土耳其返國的大使夫人孟塔古（Lady Mary Wortley Montagu，英國女作家），連同其他具東方異國情調的物品（如燈籠褲、土耳其氈帽），一塊兒引進倫敦的。並由兩名曾在義大利帕多瓦地區著名醫學院研習過西醫，而後定居君士坦丁堡的希臘籍醫師，做為技術的中介人。
他們就這個主題，撰寫了兩本小冊子，把土耳其民間醫術的資料轉介給歐洲的學術圈，這兩本小書在英國以及其他地區都被廣泛翻印。根據他們的報導，在君士坦丁堡地區，一般人都相信，希臘摩里亞（Morea）及色薩利（Thessaly）地區的農婦們，老早以前就熟知這種疫苗技術了。
的確，天花接種似乎早就傳遍了阿拉伯、北非、波斯及印度的百姓之間。有關另一種更精巧的中國方法，曾於1700 年傳到倫敦，這種方法是將一塊沾染過天花患者的藥棉，塞入受接種者的鼻孔中。中文古籍宣稱，這種技術是由一名來自印度邊界的流浪智者，於十一世紀初引進中國的，結果變得非常普及。因此，「蓄意為孩童接種天花」，在十八世紀讓歐洲醫師援用為醫學技術之前，可能早已在亞洲許多地區，以民間醫術的方式流行達數百年之久。
既然這種技術如此古老，而且普遍流傳於民間百姓階層，為何歐洲醫學專家及學術界，遲至十八世紀才學習到這種接種法？而且，這項醫學技術的明顯進步，為何是發生在英格蘭而非其他地區？
其中一個因素，當然在於巧合。孟塔古之所以對接種有興趣，完全是因為在她剛成為社交名媛不久後，她那美麗的臉孔卻被天花刻下了點點疤痕。但是，倫敦之所以對於她由土耳其帶回的新玩意兒反應機靈，主要是因為在十八世紀最初幾十年內，英國大眾的生活曾經兩度因歐洲掌權家族的天花死亡事件，而受到重大影響。
1700 年，英國安妮女王（在位時間為1702 年至1714 年）的兒子，也是唯一存活的直接王位繼承人，死於天花。於是又重新開啟了誰來繼承英國王位的問題。1711 年，當英格蘭、蘇格蘭以及漢諾威王朝的人，才剛剛就王位繼承達成協議，另一樁天花死亡事件又出現了，這次是發生在哈布斯堡王朝，並打斷了原本預定的條約（在西班牙王位繼承戰爭中，同意聯手對抗法國）。
這兩個事件年代如此靠近，而且都是突然改變了英國的政治史，使得英國統治階級深深警覺到天花的危險。而這些等於是布置了舞台背景，等著皇家學會探索預防成年人意外死於天花的方法，以致於當孟塔古夫人將接種法帶回國後，倫敦的醫學及法律界能夠做出正面且極具科學性的反應。
習俗與專業組織
因此，個人和政治上的意外事件、科學和專業的組織，以及有學識者之間全面擴張的交流網路，全都在十八世紀湊齊，使得天花死亡人數在歐洲醫師的威力下，驟然下降。於是，有組織的醫學，首次開始替人口成長做出具有統計學意義的貢獻。雖說天花接種在1700 年之前，的確對中國及其他亞洲地區，產生人口統計上的正面影響達數百年之久，但它畢竟只是民間習俗的一部分，就彷彿無數其他衛生習俗及規則般，是世界各地人類藉由各式各樣天真、富有創意的神話，來自圓其說的民俗。
事實上，近東地區的民俗，就把單純的天花接種技術，覆加上一整套神話及儀式的色彩，這是歐洲學者初次調查時發現的。接種者被視為在「購買」這種疾病，而且為了要讓交易有效，必須贈送祭禮給執行接種的人。接種的部位在拇指和食指間，因此造成的痘痕十分明顯，而且從此之後，受接種者將被視為「新入會者」。整個儀式看起來就像一場商業習俗的翻版。
我們如果推演一下，可以這麼想：接種很可能是透過車馬隊的人員，傳播到一般百姓中的，因為預防天花對他們大有好處。不論這種技術最先由何處發展，我們不難假想，車馬隊的商人如果聽到了，便會試試看。之後，又把它傳給長程旅途中經過的歐亞及非洲地區，讓它變成一項民間技術。
就像我們在第5章裡談到的，鼠疫在近代也正是沿著這條路線，傳播給亞洲及東歐的人民。事實上，當「接觸鼠疫」以及「有效預防天花」幾乎同時期於同一條路徑上進行時，兩者在人口統計上，可能會產生平衡的作用。然而，當接種技術傳到西歐後，由於鼠疫在該地早已消失，因此，人口顯然就更有可能空前成長了。
當時唯有在歐洲，醫學的專業才足以組織起來，把新方法的新知，快速傳給一般醫事人員。而後，他們才可能在地方需求這類防疫措施時，儘速進行大規模的接種。因此，一旦這項技術引起醫師的注意，天花接種在歐洲就變成了專業醫療裡的一部分了。而這點自然也意味著，打從一開始，他們就可能採取有系統的努力，以發掘並測試改進方法。這造成的顯著結果是，在不到一世紀的時間內，就發現並接受了疫苗接種。
更引人矚目是，靠著當時存在的歐洲醫學交流網路，疫苗接種技術竟能如此快的傳遍世界。例如，一名肯塔基州偏遠地區的醫師，到1803 年為止，已為萊辛頓地區小城鎮裡大約五百人完成疫苗接種；俄羅斯醫生於1805 年，開始為中國邊界上的基艾特卡（Khiatka）土著接種疫苗；同年，一名在澳門經商的葡萄牙人，從菲律賓帶來疫苗，迎戰南中國地區暴發的大規模天花流行。
還有一個更顯著的例子：在1812 年時，韃靼商人在布哈拉（Bukhara）和撒馬爾罕（兩地在俄羅斯境外），到處發送描述金納疫苗接種法的手冊，這些手冊是以阿拉伯文和土耳其文寫成的，並在喀山印製，因此很可能是俄羅斯政府在其亞洲領土上，為整體推廣該項技術所做的努力之一。
啟蒙運動乘機崛起
關於這一點，疾病史和一般的歐洲發展模式之間，似乎有兩項關連。首先，英國在十八世紀崛起所倚恃的，除了許多其他條件外，也包括人口顯著成長，而這一點，英國不僅比法國開始得早，持續的時間也較長。
政治機構、煤礦和鐵礦的分布、社會結構、價值觀，以及個人的創造力等，全都在促成整體的結果上扮演了角色：但是，就我們現在能指出的觀點（有關鼠疫、瘧疾和其他傳染病由英國鄉間消聲匿跡，再加上英國帶頭以人工方式控制天花），事實似乎很明顯，英、法兩國不同的疾病經驗，和它們分歧的人口歷史大有關係。因此，變動的疾病模式，也成為左右十八世紀歐洲史和世界史的決定因素之一，因為大英帝國的興起，以及法國自1763 年後對於海外擴張時的暫時衰退，對美洲、非洲、亞洲和歐洲的歷史而言，當然都應該算得上是轉捩點。
第二點，雖說在十八世紀時，醫學科學仍未出現重大的成就，但是以下的想法卻似乎不算荒謬：流行性疾病的重要性日益衰減（部分因醫學進步所造成，但最主要還是在於人類完全不曾意識到的生態調適過程），為啟蒙運動的哲學及社會觀點普及化，建構了基本的背景。
試想如果在這樣的世界裡，難以意料的猝死，可能發生在每個人的生活中，那麼，若用「宇宙是一具大機器，其運作是規律、可理解甚至可預測的」這種觀念，來解釋眼前的現實狀況，就顯得太不合時宜了。畢竟，流行病的暴發，既反覆無常又無法預料，而且對於那些受它光顧的人來說，也絕對無法輕忽它的重要性。因此，在天文學家及數學家於十七世紀的新發現，成為普及的世界觀基礎之前，流行病對於人類心靈及肉體的宰制就已減輕了。
於是，鼠疫和瘧疾的式微，以及天花受到控制，都為十八世紀知識份子間流行的自然神論觀點，扎下推廣的預備基礎。
若有這樣一個世界，致命傳染病並不會突如其來的降臨正值盛年的人身上，那麼人們就不會如此需要求神拜佛，以解釋這類暴斃事件。此外，新流行的機械世界觀支持尋找更有效的方法來應付疾病，使得醫學專業在實驗測試新療法方面，愈來愈能從經驗中學習。結果，情況真的改善了；於是，有關「人類智慧和技巧不只能改進機械生活，也能改善健康狀態」的想法，似乎變得愈來愈有道理。
因此，「歐洲疾病變遷」和「歐陸的文化與政治史」之間，似乎有明顯的關連。在1494 年至1648 年間，舊日傳統文化承受的壓力異常強烈，因為越洋航行帶動的不只是人員的交流，同時也帶動貨物、思想和疾病的流通。剛開始的時候，造成非常大的衝擊，而歐洲人必須調適這些變化。宗教改革運動所掀起的政治和思想風暴，以及宗教戰爭，在在證明了這些壓力的存在。
唯有在最初的震撼消退後，我們所謂的「老方式」，也就是比較放鬆的政治及文化生活方式，才有可能建立起來；而最初的震撼裡，包括很重要的流行性疾病衰微，而且漸漸被更容易預測、更不危險的傳染病所取代。很顯然，疾病發生率的改變只是造成這類重大變遷的因素之一，而且還不是最搶眼的因素。然而，由於歷史學家過去幾乎完全忽視了這個因素（即疾病經驗以及傳染病變遷的經驗），所以在這兒，我們似乎更值得強調這一點。
＊作者為當代史學泰斗，芝加哥大學歷史學榮譽教授。1917年出生於加拿大溫哥華，1947年獲美國康乃爾大學博士學位之後，任教於芝加哥大學歷史學系40年，1987年退休。史學著作豐富，超過三十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