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施展空間而言，台灣的官僚體系絕不可能給懷仁所期待的彈性空間。官僚體系的慣性是「只要是法令沒有明文說可以的，都是不能做的」。但是我向他保證，「只要是法律沒有明文禁止的，我一定幫他完成」。
就現存不適格的組織與人員處理而言，懷仁原本希望SIIC能像是一個嶄新的平台，一舉除舊佈新。但是他終於也被說服：最好在舊平台旁邊建立一個新的、「平行的」嘗試方案，讓舊平台因競爭而逐漸淘汰。懷仁原本也想要大張旗鼓聘一些人，但是後來我與他溝通：大和尚都是靠頌經與法力而近悅遠來，希望短期內他能先扮演「磁場」的角色。
就是這樣，我與懷仁慢慢地磨，誠懇地談。他教導我生技產業的種種關鍵、種種概念，說服我關鍵處必須的堅持，而我也能告之以台灣環境下策略性的妥協。懷仁絕對信任我百分百誠意的支持；我也承諾他「任何一件答應他的事做不到，自己就下台一鞠躬」。對於SIIC的支持與承諾，懷仁與我的默契極好，好到他從「政府高層」聽來的點點滴滴，都會跟我講，而我大老早就打算在科技部成立後即卸下官職，也是第一個讓他知道。對於所有因為信任我而投入一齊為台灣賣命的，我都希望彼此沒有任何隱瞞。
我一向認為，改變一個根深蒂固的官僚體系極為困難，也要有策略。前文提到的「平行嘗試法」、「磁場轉移法」，都是我多年來的心得。我稱懷仁為「大和尚」，其實他自己就是個磁場；只要他坐鎮，積極張羅，那麼大和尚的法力功能就自然能發揮：或則有小和尚拜山投靠、或則有善知識蓋廟捐金；既不需建菩提大樹，也不用拭明鏡平台。這些，都是懷仁生技圈闖蕩卅餘年業界網絡的自然發揮。
2012年有歐洲大藥廠與懷仁聯絡，考慮將某肺結核藥物的亞洲代理權賣給他。在生技新藥台灣原本處於不利的大環境下，這種機會是千載難逢的。倒不是因為代理一顆藥能幫台灣賺到多少錢，而是台灣能夠獲得世界一級藥廠超級新藥的亞洲代理授權，其所代表的象徵意義與外交意義。懷仁能夠看到此中重要性，而他也有世界大藥廠的關係而能獲此授權，這就顯示出他大和尚的身價。可惜的是，台灣政府裡卻少有這樣具視野的決策者，以至最後胎死腹中。懷仁曾經希望國科會能夠支付這筆代理授權金，但是國科會就是沒辦法出帳，否則我一定會把此事做好。此事沒做成，我們都很挫折。
過去數年，每一次懷仁回台，我幾乎都會「飯他酒他」，其中一次到敝宅，由老婆親手做好菜，開上好紅酒招待。這樣一位「認真推動台灣生技產業」的朋友，不計待遇、忍受種種制度性的拘束、把一個100分的理想妥協打折再打折，為了什麼？對於這樣的朋友，公務方面我唯一能做的，就是百分百誠意的支持，而私下，就只能盡可能在酒後聽他抒發了。
2014年我卸任國科會主委，回學術界教學研究。在歡送茶會時我收到懷仁所送的一張木刻椅，上面刻著「Cyrus: Home of the brave trailblazer, Bacchus. Whaijen」，Bacchus 是希臘酒神。我想懷仁是真正的台灣生技 trailblazer。酒神對拓荒者不能有什麼幫助，只能讓他感覺不孤獨、壯膽、受傷時稍微麻醉一下，如此而已。
＊ 作者為前國科會主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