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歷史經驗來看，有效的分權制衡架構能形成有利於民主政治持續發展的環境，的確是民主實現獲得突破的轉捩點；而未達有效分權制衡的社會，其民主是脆弱的、也是跌宕顛簸的，其民主的現狀，可能只是暫時建立在某個勢力對自我權力的克制，一旦局面改變，極容易出現民主倒退與走向偏鋒，這種困局，可以稱之為「中等民主陷阱」。
台灣社會目前的分權架構，並未將歷史累積下來的缺陷進行補正、未體察制度原意，也未深刻思考政治制度設計應體現何種價值，反而在政治人物各自算計、條件交換與折衝妥協下，拼湊出內在邏輯充滿矛盾的制度現狀，在漸近民主化過程中，伴隨的是從五權憲法被逐步變更為總統制，及以黨領政控制關係的延續。
1997年修憲所仿效的法國第五共和體制，本質上是戴高樂自視高於一切權威、強人政治思想的具體展現，法國學者美其名將之稱為半總統制或雙首長制，其實只是一種文辭修飾。不論在學理上、或是實踐上，均有明顯的缺陷。
因為這樣一種架構，根本未將最基本的分權制衡設計考慮在內，或者應該說，是刻意排除對總統的制衡。行政院長成為總統的安全氣囊，代替吸收所有的政治究責與衝擊，肇致許多有治國抱負的專業人士、或有民意支持的地方首長，不願成為閣揆，不但難以培養政治家，也是社會整體的損失。舉足輕重的大法官人選，則又不採法國第五共和由司法高等委員會集體提名方式，反而因襲內在邏輯並不相同的美國制度，由總統單獨提名。
是次修憲後的憲法，既已非五權憲法的權能區分，也缺乏三權分立的精神，不但總統有權無責，憲法權更加孱弱，而監察、考試擔負的本是主權擁有者對政治代理人與代行機關的監督之責，經由修憲，反而被收歸為總統權力。原作為主權象徵的虛位總統掌握實權，進一步衍生出雙重代理問題，人民選出的政治代理人，卻有2個效忠對象：一是總統、二是人民。兼任黨主席的總統，透過黨紀力量的貫徹，致使政治代理人執行總統意志更甚至代表民意。
因此，以黨領政的控制結構不改變、主動維護憲法所承載價值觀的憲政法院繼續缺位，三權分立也僅是徒具形式而已。國家主人要掌握自身命運，不被政治代理人操弄，我們需要的是從人民利益出發的思考，而非政黨利益與政治算計，有效制衡是民主政治的基礎結構，是能否朝向善治的關鍵，這些層面立即可以推行，並無需等待修憲。反之，若真要啟動修憲，我們更需要謹慎把關，防止重蹈20年前的覆轍。
＊作者為前投信海外投資長、歷史學人，私塾教育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