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騰訊旗下的自媒體平台《大家》被封號。這個曾經集中了許多中國自由派知識分子的自媒體信息平台，封號前的最後一個頭條文章是《中國正在承受媒體死亡的代價》。本台記者唐家婕專訪了《大家》的創刊主編、中國資深媒體人賈葭。
唐家婕：作為騰訊《大家》的創刊主編，當你得知《大家》被封號的時候是什麼狀態？
賈葭：我其實早就有心理準備了，這是遲早的事情 (笑)。我經歷過很多次媒體被封。 2003年，我要入職《21世紀環球報導》的那一天，報紙被封了，我特別傷心。我大學讀過一本《方法》雜誌，由中國頂尖的學者談頂尖的問題 ，也被封了。
當時別人告訴我這個（騰訊《大家》封號）消息的時候，我正在做飯。我特別平靜，我吃完飯、把鍋都洗了，坐下來才開始想這個事情。因為我總覺得…...會有這麼一天的，而且她堅持到現在已經很不容易了。
2012年互聯網發展 中國媒體短暫見曙光
唐家婕：騰訊《大家》2012年底成立的時候，騰訊副總裁孫忠懷說要打造一個「百家爭鳴、兼容並包」的思想盛會，當時成立的源起是什麼？
賈葭：那之前我跟長平老師在香港做《陽光時務周刊》，騰訊幾個領導來香港跟我見面，問我願不願意回北京做一個評論頻道。因為網站的原創在過去很多年都沒有做起來，騰訊又財大氣粗、長袖善舞，我就很感興趣。10月中旬我回到北京，大概用一個半月就完成產品開發跟測試，12月15日上線。先從網站做起，來年才開始以微信公眾號為重心。
唐家婕： 這也不過8年前的事，2012年中國的媒體、互聯網環境是怎麼樣的呢？
賈葭： 整體環境因為技術讓大家比較樂觀吧！你要說政治環境，正好又遇到新老交替的背景，從胡錦濤到習近平的交接那年，年底剛好是十七大。
唐家婕：你說過《大家》的原則是洞見、價值、美感，當時是怎麼找寫手？怎麼找題材的呢？
賈葭：題材我當時沒有限定。中國專業評論一直沒有做起來，騰訊《大家》當時野心很大，比方說神五、神六上天，老闆說你去找個航天教授或學者，千萬不要找媒體人。他當時特別強調專業這個詞 。我們怎麼把大眾與專家之間連結起來，既有學理論述、又有深度分析，而不是簡單停留於時事評論或流於表面情緒，我們倒是很忌諱這個，所以一開始找人不容易找。有時候專家稿子來，要花很多時間改。一開始蠻難的，但我覺得很有意義。
唐家婕：你在《大家》的時候，最受到歡迎的評論文章是哪一類呢？
賈葭： 我在的時候有個現象像比較好玩，談中日問題的文章受歡迎。我們請在日本住了很多年的專家學者、還有兩、三個日本資深媒體人用中文寫稿，最後還結集出了一本關於日本評論的書。日本媒體人、學者寫稿特別認真、細膩，又會講情感，言之有物。
賈葭：讀者大概是受過高等教育的、社會的菁英人群。一開始騰訊QQ的讀者我們認為比較低齡，《大家》剛創立時，讀者也會反映文章太深。後來我跟領導討論，就說那看不懂的讀者就不是我們的讀者，另外就是時間久了,他就會看懂了。
賈葭：在微信端最高九百多萬一篇，在網頁端有一篇三千多萬閱讀量。
賈葭：《大家》死在沒有言論自由
唐家婕：《大家》被賜死了以後，你寫道「為大問題而生，為大問題而死」。生的時候的大問題是什麼？死的時候，留下的問題又是什麼？
賈葭：生的時候大問題想得很明白，我們面臨很多問題，但沒有為大眾解釋。比方說，中國為什麼在經過一百多年現代化進程，還是如今這個樣子？但你不能天天談政治、制度，你要提供具體的方案、策略。我們雖然不能談當代的政治改革，但可以談漢代王安石、可以談晚清，有些話要透過知識分子用自己的話講出來，你就是取乎其上，得乎其中了，目標挺大的。
至於死，媒體就是大問題啊。這次疫情這樣嚴重，言論和一個國家國民健康的安全有沒有聯繫？是不是大問題？
唐家婕：《大家》最後一篇文章是《中國正在承受媒體死亡的代價》。作者說，面對疫情，媒體正在做的基本上都不是合格新聞媒體應該做的事情。在你看來，疫情當前，合格的新聞媒體，應該要做些什麼？報導些什麼？
賈葭：這個話題就大了。但受的約束多啊。很多人想成為合格的媒體，但在現實面前你會碰壁。
媒體死亡的代價 中國人「不知道該信誰？」
唐家婕：那我們撇開中國政府的管控不說，一個正常的媒體這個時候要做什麼？ 中國民眾需要的是什麼？
賈葭：可做的太多了。首先你得滿足讀者與大眾對訊息的需求。我舉個例子就像病毒來源能不能搞清楚？ 現在沒有媒體在追？李文亮這件事，有沒有媒體把全部經過寫出來？ 武漢的小區百步亭，網上有大量的投訴，反映沒有人管、住不上醫院、不給確診；但是武漢政府卻說那個小區沒有病例。在這次疫情當中我們遇到訊息非常混亂，我們不知道該信誰？
如果你什麼事都信官方媒體的說法，你會發現，哇靠，那很危險啊。
比如22號晚上，官方媒體要大家不要離開武漢，八小時後要封城，我們會把大家照顧很好。為什麼當天晚上逃出去三十萬人？ 就是不相信嘛。說明這種時候非常需要有高度公信力媒體去分析我們應該怎麼做：出武漢？不出武漢？說到底就是如果信息不公開、不透明、不實時，就會造成災難。
唐家婕：李文亮走了以後，你說每個人都在李醫生身上死了一部分。什麼意思？
賈葭： 我們人的生命是一個個時間段構成，我在關心李文亮醫生的事件的時候，我讀他的微博、替他發帖子、我把我的生命分享給他。他死了，就是我生命分享給他的部分也死了。
唐家婕：李文亮過世引起中國社會很大的反應，現在兩個多禮拜過去，對中國社會的影響會持續發酵嗎？
賈葭： 這我不知道，但多多少少會種下一點種子吧。我在微博上看到好多年輕的00後小朋友們， 做各種反抗的標籤，戴口罩要求言論自由，我覺得蠻感動的。
賈葭：2008年是中國媒體自由最後一次「迴光反照」
賈葭：2008年發生了四川汶川地震，記者很勇敢， 很多媒體突破了限令，甚至無視禁令做個案報導及追踪。那時候黨國容忍，原因是馬上要開奧運會了，還有大量的外媒在場。那大概就是(中國媒體環境)最後一次的迴光返照了吧。
賈葭： 是，尤其到互聯網時代以後，客戶端、微信號，都有非常細緻的操作要求。奧運會之後，商業網站的頭條、二條、三條，大概是閱讀量最大的幾條新聞。過去有自由選擇，但是奧運會之後，網管辦給商業網站每天發五條內容任選三條。
每天做頭條、二條、三條，我們叫做自助餐。這個東西本質上就是不是自由的，不能發別的新聞，只能發他給你的。
賈葭：中國式的訊息傳播轉向「地下」
唐家婕： 那麼從2008年到現在的管控，這十多年對民眾、對記者的影響是什麼？
唐家婕： 你說過「有良知的文字，會記錄描述及解釋我們遇到的問題。」現在是2020年，你對在中國還在繼續寫作的人想說什麼？
賈葭： 2015年高考結束時，很多家長都跑來問要給孩子報什麼專業？我說，這個東西你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最好先去做親子鑑定，如果是親生的，就不要讓他報新聞。我做十多年新聞經驗，又不賺錢、又傷心、還要冒著風險，是成本收益奇差的行業。
但是，有志於此的年輕人從來都是絡繹不絕的。可能從事幾年以後也會看到這個問題，做出自己的選擇吧。
唐家婕：疫情之初，有很多外媒對中國突然百花齊放的媒體、自媒體感到讚歎，甚至對中國走向新聞、言論自由樂觀。你怎麼看？
賈葭：這要分成兩個問題來看。第一、技術進步對中國媒體環境有沒有促進？我覺得有，但是有限的。比如公眾號非常清楚說我發出去會被刪，但我不怕。像我的朋友王五四就是這樣，他已經被刪掉了125個公眾號，但他非常清楚我只要這麼一發，在短短一兩小時內傳播到10萬閱讀量以上，利用這個時間差，只要我這個文章保存一到兩個小時。
這種在過去沒有微博、微信、前互聯網或互聯網1.0時代，大眾是看不到的。因為你需要一個公開發表的渠道、需要媒體才能發聲。後來，互聯網2.0時代讓信息變成一個平等的、多重性分佈，所以技術的進步對於這樣的聲音發出來是有利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