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正在承受媒體死亡的代價!資深媒體人賈葭:民眾越來越蠢、不知該相信誰

2020-02-25 1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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賈葭出席新新聞30周年社慶系列活動,兩岸三地新領袖論壇(資料照,陳明仁攝)

賈葭出席新新聞30周年社慶系列活動,兩岸三地新領袖論壇(資料照,陳明仁攝)

日前,騰訊旗下的自媒體平台《大家》被封號。這個曾經集中了許多中國自由派知識分子的自媒體信息平台,封號前的最後一個頭條文章是《中國正在承受媒體死亡的代價》。本台記者唐家婕專訪了《大家》的創刊主編、中國資深媒體人賈葭。

唐家婕:作為騰訊《大家》的創刊主編,當你得知《大家》被封號的時候是什麼狀態?

賈葭:我其實早就有心理準備了,這是遲早的事情 (笑)。我經歷過很多次媒體被封。 2003年,我要入職《21世紀環球報導》的那一天,報紙被封了,我特別傷心。我大學讀過一本《方法》雜誌,由中國頂尖的學者談頂尖的問題 ,也被封了。

當時別人告訴我這個(騰訊《大家》封號)消息的時候,我正在做飯。我特別平靜,我吃完飯、把鍋都洗了,坐下來才開始想這個事情。因為我總覺得…...會有這麼一天的,而且她堅持到現在已經很不容易了。

2012年互聯網發展 中國媒體短暫見曙光

唐家婕:騰訊《大家》2012年底成立的時候,騰訊副總裁孫忠懷說要打造一個「百家爭鳴、兼容並包」的思想盛會,當時成立的源起是什麼?

賈葭:那之前我跟長平老師在香港做《陽光時務周刊》,騰訊幾個領導來香港跟我見面,問我願不願意回北京做一個評論頻道。因為網站的原創在過去很多年都沒有做起來,騰訊又財大氣粗、長袖善舞,我就很感興趣。10月中旬我回到北京,大概用一個半月就完成產品開發跟測試,12月15日上線。先從網站做起,來年才開始以微信公眾號為重心。

唐家婕: 這也不過8年前的事,2012年中國的媒體、互聯網環境是怎麼樣的呢?

賈葭: 整體環境因為技術讓大家比較樂觀吧!你要說政治環境,正好又遇到新老交替的背景,從胡錦濤到習近平的交接那年,年底剛好是十七大。

唐家婕:你說過《大家》的原則是洞見、價值、美感,當時是怎麼找寫手?怎麼找題材的呢?

賈葭:題材我當時沒有限定。中國專業評論一直沒有做起來,騰訊《大家》當時野心很大,比方說神五、神六上天,老闆說你去找個航天教授或學者,千萬不要找媒體人。他當時特別強調專業這個詞 。我們怎麼把大眾與專家之間連結起來,既有學理論述、又有深度分析,而不是簡單停留於時事評論或流於表面情緒,我們倒是很忌諱這個,所以一開始找人不容易找。有時候專家稿子來,要花很多時間改。一開始蠻難的,但我覺得很有意義。

唐家婕:你在《大家》的時候,最受到歡迎的評論文章是哪一類呢?

賈葭: 我在的時候有個現象​像比較好玩,談中日問題的文章受歡迎。我們請在日本住了很多年的專家學者、還有兩、三個日本資深媒體人用中文寫稿,最後還結集出了一本關於日本評論的書。日本媒體人、學者寫稿特別認真、細膩,又會講情感,言之有物。

唐家婕:對這類題材或文章質量的要求,反映了《大家》或中國讀者的什麼特點?

賈葭:讀者大概是受過高等教育的、社會的菁英人群。一開始騰訊QQ的讀者我們認為比較低齡,《大家》剛創立時,讀者也會反映文章太深。後來我跟領導討論,就說那看不懂的讀者就不是我們的讀者,另外就是時間久了,他就會看懂了。

唐家婕:《大家》當時文章最高的閱讀量可以達多少?

賈葭:在微信端最高九百多萬一篇,在網頁端有一篇三千多萬閱讀量。

賈葭:《大家》死在沒有言論自由

唐家婕:《大家》被賜死了以後,你寫道「為大問題而生,為大問題而死」。生的時候的大問題是什麼?死的時候,留下的問題又是什麼?

賈葭:生的時候大問題想得很明白,我們面臨很多問題,但沒有為大眾解釋。比方說,中國為什麼在經過一百多年現代化進程,還是如今這個樣子?但你不能天天談政治、制度,你要提供具體的方案、策略。我們雖然不能談當代的政治改革,但可以談漢代王安石、可以談晚清,有些話要透過知識分子用自己的話講出來,你就是取乎其上,得乎其中了,目標挺大的。

至於死,媒體就是大問題啊。這次疫情這樣嚴重,言論和一個國家國民健康的安全有沒有聯繫?是不是大問題?

唐家婕:《大家》最後一篇文章是《中國正在承受媒體死亡的代價》。作者說,面對疫情,媒體正在做的基本上都不是合格新聞媒體應該做的事情。在你看來,疫情當前,合格的新聞媒體,應該要做些什麼?報導些什麼?

賈葭:這個話題就大了。但受的約束多啊。很多人想成為合格的媒體,但在現實面前你會碰壁。

媒體死亡的代價 中國人「不知道該信誰?」

唐家婕:那我們撇開中國政府的管控不說,一個正常的媒體這個時候要做什麼? 中國民眾需要的是什麼?

賈葭:可做的太多了。首先你得滿足讀者與大眾對訊息的需求。我舉個例子就像病毒來源能不能搞清楚? 現在沒有媒體在追?李文亮這件事,有沒有媒體把全部經過寫出來? 武漢的小區百步亭,網上有大量的投訴,反映沒有人管、住不上醫院、不給確診;但是武漢政府卻說那個小區沒有病例。在這次疫情當中我們遇到訊息非常混亂,我們不知道該信誰?

如果你什麼事都信官方媒體的說法,你會發現,哇靠,那很危險啊。

比如22號晚上,官方媒體要大家不要離開武漢,八小時後要封城,我們會把大家照顧很好。為什麼當天晚上逃出去三十萬人? 就是不相信嘛。說明這種時候非常需要有高度公信力媒體去分析我們應該怎麼做:出武漢?不出武漢?說到底就是如果信息不公開、不透明、不實時,就會造成災難。

唐家婕:李文亮走了以後,你說每個人都在李醫生身上死了一部分。什麼意思?

賈葭: 我們人的生命是一個個時間段構成,我在關心李文亮醫生的事件的時候,我讀他的微博、替他發帖子、我把我的生命分享給他。他死了,就是我生命分享給他的部分也死了。

唐家婕:李文亮過世引起中國社會很大的反應,現在兩個多禮拜過去,對中國社會的影響會持續發酵嗎?

賈葭: 這我不知道,但多多少少會種下一點種子吧。我在微博上看到好多年輕的00後小朋友們, 做各種反抗的標籤,戴口罩要求言論自由,我覺得蠻感動的。

賈葭:2008年是中國媒體自由最後一次「迴光反照」

唐家婕:你在中國媒體待了十多年,你觀察中國媒體環境的變化是什麼?有沒有一個分水嶺是開始往上、往下走?

賈葭:2008年發生了四川汶川地震,記者很勇敢, 很多媒體突破了限令,甚至無視禁令做個案報導及追踪。那時候黨國容忍,原因是馬上要開奧運會了,還有大量的外媒在場。那大概就是(中國媒體環境)最後一次的迴光返照了吧。

唐家婕:接下來就是往下走了嗎?

賈葭: 是,尤其到互聯網時代以後,客戶端、微信號,都有非常細緻的操作要求。奧運會之後,商業網站的頭條、二條、三條,大概是閱讀量最大的幾條新聞。過去有自由選擇,但是奧運會之後,網管辦給商業網站每天發五條內容任選三條。

每天做頭條、二條、三條,我們叫做自助餐。這個東西本質上就是不是自由的,不能發別的新聞,只能發他給你的。

賈葭:中國式的訊息傳播轉向「地下」

唐家婕: 那麼從2008年到現在的管控,這十多年對民眾、對記者的影響是什麼?

賈葭:只能越來越蠢唄。

唐家婕: 你說過「有良知的文字,會記錄描述及解釋我們遇到的問題。」現在是2020年,你對在中國還在繼續寫作的人想說什麼?

賈葭: 2015年高考結束時,很多家長都跑來問要給孩子報什麼專業?我說,這個東西你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最好先去做親子鑑定,如果是親生的,就不要讓他報新聞。我做十多年新聞經驗,又不賺錢、又傷心、還要冒著風險,是成本收益奇差的行業。

但是,有志於此的年輕人從來都是絡繹不絕的。可能從事幾年以後也會看到這個問題,做出自己的選擇吧。

作記者有兩種: 一種是記者,一種是中國記者。

唐家婕:疫情之初,有很多外媒對中國突然百花齊放的媒體、自媒體感到讚歎,甚至對中國走向新聞、言論自由樂觀。你怎麼看?

賈葭:這要分成兩個問題來看。第一、技術進步對中國媒體環境有沒有促進?我覺得有,但是有限的。比如公眾號非常清楚說我發出去會被刪,但我不怕。像我的朋友王五四就是這樣,他已經被刪掉了12​​5個公眾號,但他非常清楚我只要這麼一發,在短短一兩小時內傳播到10萬閱讀量以上,利用這個時間差,只要我這個文章保存一到兩個小時。

這種在過去沒有微博、微信、前互聯網或互聯網1.0時代,大眾是看不到的。因為你需要一個公開發表的渠道、需要媒體才能發聲。後來,互聯網2.0時代讓信息變成一個平等的、多重性分佈,所以技術的進步對於這樣的聲音發出來是有利的 。

外媒說看到好多公眾號,突然發了一篇三觀超正、信息量超豐富的文章,幾小時內轉到一百萬閱讀量。背後可能就是一個人、一個小團隊。但你現在回去看外媒讚歎的那些文章,一條條都是被刪除的。

唐家婕: 謝謝你接受我的採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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