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家婕：李文亮走了以後，你說每個人都在李醫生身上死了一部分。什麼意思？
賈葭： 我們人的生命是一個個時間段構成，我在關心李文亮醫生的事件的時候，我讀他的微博、替他發帖子、我把我的生命分享給他。他死了，就是我生命分享給他的部分也死了。
唐家婕：李文亮過世引起中國社會很大的反應，現在兩個多禮拜過去，對中國社會的影響會持續發酵嗎？
賈葭： 這我不知道，但多多少少會種下一點種子吧。我在微博上看到好多年輕的00後小朋友們， 做各種反抗的標籤，戴口罩要求言論自由，我覺得蠻感動的。
賈葭：2008年是中國媒體自由最後一次「迴光反照」
唐家婕：你在中國媒體待了十多年，你觀察中國媒體環境的變化是什麼？有沒有一個分水嶺是開始往上、往下走？
賈葭：2008年發生了四川汶川地震，記者很勇敢， 很多媒體突破了限令，甚至無視禁令做個案報導及追踪。那時候黨國容忍，原因是馬上要開奧運會了，還有大量的外媒在場。那大概就是(中國媒體環境)最後一次的迴光返照了吧。
唐家婕：接下來就是往下走了嗎？
賈葭： 是，尤其到互聯網時代以後，客戶端、微信號，都有非常細緻的操作要求。奧運會之後，商業網站的頭條、二條、三條，大概是閱讀量最大的幾條新聞。過去有自由選擇，但是奧運會之後，網管辦給商業網站每天發五條內容任選三條。
每天做頭條、二條、三條，我們叫做自助餐。這個東西本質上就是不是自由的，不能發別的新聞，只能發他給你的。
賈葭：中國式的訊息傳播轉向「地下」
唐家婕： 那麼從2008年到現在的管控，這十多年對民眾、對記者的影響是什麼？
賈葭：只能越來越蠢唄。
唐家婕： 你說過「有良知的文字，會記錄描述及解釋我們遇到的問題。」現在是2020年，你對在中國還在繼續寫作的人想說什麼？
賈葭： 2015年高考結束時，很多家長都跑來問要給孩子報什麼專業？我說，這個東西你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最好先去做親子鑑定，如果是親生的，就不要讓他報新聞。我做十多年新聞經驗，又不賺錢、又傷心、還要冒著風險，是成本收益奇差的行業。
但是，有志於此的年輕人從來都是絡繹不絕的。可能從事幾年以後也會看到這個問題，做出自己的選擇吧。
作記者有兩種： 一種是記者，一種是中國記者。
唐家婕：疫情之初，有很多外媒對中國突然百花齊放的媒體、自媒體感到讚歎，甚至對中國走向新聞、言論自由樂觀。你怎麼看？
賈葭：這要分成兩個問題來看。第一、技術進步對中國媒體環境有沒有促進？我覺得有，但是有限的。比如公眾號非常清楚說我發出去會被刪，但我不怕。像我的朋友王五四就是這樣，他已經被刪掉了125個公眾號，但他非常清楚我只要這麼一發，在短短一兩小時內傳播到10萬閱讀量以上，利用這個時間差，只要我這個文章保存一到兩個小時。
這種在過去沒有微博、微信、前互聯網或互聯網1.0時代，大眾是看不到的。因為你需要一個公開發表的渠道、需要媒體才能發聲。後來，互聯網2.0時代讓信息變成一個平等的、多重性分佈，所以技術的進步對於這樣的聲音發出來是有利的 。
外媒說看到好多公眾號，突然發了一篇三觀超正、信息量超豐富的文章，幾小時內轉到一百萬閱讀量。背後可能就是一個人、一個小團隊。但你現在回去看外媒讚歎的那些文章，一條條都是被刪除的。
唐家婕： 謝謝你接受我的採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