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廷目前與我有外交關係，但是近年來積極與中共接觸，而且由暗轉明。教廷終究會不會與中共建交，是我方極為關注之事。
教廷與中共洽談的主要目的，是希望中共停止對大陸地區「地下教會」的打壓，著眼點在宗教事務。與中共建交未必是最終目的，或許可以當作雙方在宗教事務上達成共識的保障。
中共對與教廷建交也並不熱衷。北京堅持的立場，是必須對大陸地區宗教活動具有掌控權。對教廷領導全世界天主教活動的地位高度質疑。但若教廷能與中共達成協議，將在台北的大使館遷往北京，實踐其「一個中國」原則，北京自表歡迎。
事實上，教廷自始至今都是主張「一個中國」。兩岸分治的現狀，並不影響教廷對天主教「全中國子民」的關懷。教廷目前設在台北的大使館叫做「教廷駐中國大使館」（Apostolic Nunciature in China），負責台灣地區以及大陸地區天主教組織與教廷的聯繫。對教廷而言，並沒有與中共建交，與中華民國斷交的困擾。只是1952年迫於現實，把大使館從南京遷來台北。
教廷的情況，與我其他邦交國的情形截然不同。教廷高層曾坦言，如果教廷與中共達成協議，當天就可以把大使館遷去北京。教廷大使館留在台北，或是遷去北京，端看教廷與中共的協議而定。
陸梵發展關係的主要障礙，並不是教廷與我有邦交，而是在於「主教任命權」，以及忠於教廷的「地下教會」與中共控制的「愛國教會」之間的共融問題。
2018年9月22日陸梵簽署「主教任命臨時性協議」，北京首度承認教宗是中國天主教會領袖，打破外國勢力不得干預大陸宗教的原則。對教廷而言，這是一項前所未有的進展。然而這項臨時性協議效期僅有兩年，教廷盼望延續協議，予以制度化，以根本解決主教任命問題。
2020年2月14日，教廷外長拉加格爾於出席慕尼黑安全會議時，會晤中共外長王毅。這是1950年以來，雙方外長首次會晤，也是迄今最高層級的直接接觸。王毅在中共外交部新聞稿中指出，「主教任命臨時性協議」是富有開創性的實踐，中國願意與梵蒂岡進一步增進理解，累積互信，使雙方積極互動的關係持續向前發展。由此觀之，主教任命權已經不構成陸梵關係的障礙。雙方亟待解決的問題，則是地下教會與愛國教會如何共融。
香港榮休樞機陳日君曾痛斥「主教任命臨時性協議」代表教廷向中共投降。陳日君日前向《華爾街日報》記者指出，他的批評是針對教廷本身而非教宗，因為此事並非教宗本意，而是聽取「壞人」建議。
陳日君雖然已經退休，但其思想與言論卻對大陸地下教會教友具有影響力。這些忠於教廷的教友，一向堅持固有信念，不與中共妥協。如今眼見教廷向中共釋出善意，願意妥協，心中自然難以接受。如果教廷與中共建交，就必須同時承認愛國教會及地下教會，兩者之間如何相互對待，是極大的難題。地下教會教友的堅持與感受，正是教廷最大的顧慮。
教廷與中共妥協，其實有其自身的考量，並非全然如陳日君所言的投降。如前所述，教廷最終目的在保護大陸地下教會教友，希望他們不再遭到中共打壓。教廷非常了解中共政權的本質與特性，知道用強硬姿態與手段難以奏效，唯有相互妥協才能以竟事功。
1955年中共鎮壓上海教區時，金魯賢神父被控反革命罪名，判處18年徒刑，之後進行勞改9年。1982年獲釋。1985年1月27日，金魯賢得到愛國教會的承認，獲祝聖為上海教區助理主教，但未獲教宗的任命和批准。2004年，金魯賢請求羅馬教廷寬恕，獲得共融，被教廷認可為上海教區的助理主教。成為教廷和北京都承認的主教。此一案例說明教廷與中共可以妥協。
未來的障礙，還是地下教會的態度。倘教廷鍥而不捨，向地下教會說明其立場與考量，北京方面也對地下教會釋出善意，或許能夠運用智慧及時間，設計出各方皆能接受的方案。中共對台灣提出「一國兩制」的構想，或許也可以運用到大陸的天主教會，給予地下教會更大的自主權。
無論在理論上或實務上，教廷與中共建交恐怕是大勢所趨。
2018年1月22日，我邦交國薩爾瓦多外長，在智利與中共外長王毅公開會晤。事後薩國在其外交部網站公布兩人會面相片。7個月後，薩國於8月21日與我斷交。教廷外長與王毅公然會晤，是否為雙方建交的前兆，有待觀察。 （相關報導： 中梵主教任命協議》不記得「納粹簽完就毀約」教訓？香港榮休樞機陳日君痛斥：教廷向中共投降 ｜ 更多文章 ）
＊作者為前駐海地大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