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蘋果日報以4篇「臺東淨土消失系列」大幅報導臺東山坡地濫墾，導致風災時嚴重水土流失，危及居民身家性命的問題，也引發部分質疑。山坡地開發管控是一套環環相扣的管理流程，也是一種價值取捨。關鍵是，我們國家願意花多少成本，來保護臺灣的山林和土地。以105年度來說，臺東縣政府有1100件申請案，違法裁罰115件（臺東淨土消失系列三），臺東地檢署在當年度則收到36件水土保持案件移送。
有人會問，滿山的開發行為，為何只有這幾件？就檢察官而言，本署偵查檢察官僅有8人，因此在人力上若要檢察官主動對於山坡地開發進行地毯式追查，有現實上的困難性，故案件主要來源仍是靠司法警察機關將案件移送至地檢署。而其他部分，則由縣政府主管機關為行政裁罰。但從比例上來看，不當濫墾受到刑事追處罰確實是相當少數。依筆者在臺東地檢署工作經驗，水土保持法案件要成罪並非一般人想像中容易，也就是說，即便可以明顯看到山頭已遭嚴重墾伐，仍未必能將開發行為相關人士定罪。而造成此偵辦困難的原因，在於法規不完善以及相關人力不足。
首先，要展開偵查的第一個問題是：有沒有人揪出違規開發？依照筆者經驗，多數山坡地開發，主要面積都是有使用權的土地。土地使用權的來源可能是他自己所有，但多數是向私人承租（包含原保地），少部分是承租國有地。這些有使用權之人，幾乎都有向縣政府主管單位申請水土保持計畫，並且在核定之後才進行開發。
然而，以事發後進行偵查的角度而言（在此先不討論取得水保計畫核定的環節出了什麼問題），在取得水保計畫核定的公文後，能不能確實控管是否有依申請計畫進行開發，才是一大問題。畢竟當地派出所員警在沒有水土保持專業知識，手上也沒有相關證明文件可以當場指出有超挖的情形，面對開著怪手機具的行為人也不易即刻制止、蒐證；而縣政府主管單位也沒有相因應的資源可以進行個案逐一控管，亦沒有人力可以立即與警方合作，對可疑開發行為進行稽查，因此便錯過最初的關鍵時機。
另外，在私有土地開發的情形，土地所有人或持有人收取租金，卻無確保水土保持的義務，縱然查獲，舉證上也難證明其主觀有知悉違反水土保持法的犯意（例如監察院糾正案所指之延平鄉代表會主席鄭八郎，即因此理由經一審判決無罪），實難期待他們主動檢舉。國有地部分，問題在於人力不足。以國有財產署為例，351,525公頃的土地，僅有12名編制人員管理（臺東淨土消失系列三），如何能夠期待確實舉發每筆遭濫墾的土地？而距離開發現場最近的鄉親，就算知道有不當的開發行為，通常也不想得罪鄰人，更何況檢舉也沒有好處，故選擇隱忍。因此在欠缺檢舉誘因及公務員人力不足的情況下，犯罪黑數就這樣被掩沒在山頭。 （相關報導： 超過9成都是山 基隆開發受限 林右昌擬解編205公頃成平地 ｜ 更多文章 ）
即便突破上述的第一個關卡，第二個問題是：無法即時進行水土流失鑑定，導致鑑定不出水土流失的結果。由於水土保持法對於有土地使用權者的開發沒有未遂犯的規定，所以只要有土地使用權，縱然是從事與承租所設定目的完全不同的開發行為（例如以造林為名目承租土地卻拿來蓋土雞城），或是未依法令規定事先申請水土保持計畫，或是為了節省相關成本而超出原申請範圍進行開發（面積可能達數10倍以上），只要在鑑定時未有具體水土流失結果，即便鑑定機關認為有水土流失之虞（也就是將來一定條件達到後可能會有水土流失的情況），也無法對開發者處以刑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