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文嚴選:一頭獨自上廁所的豬

2014-05-23 0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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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個講究集體化的社會裡,要做個「特立獨行的人」,還得先學學做隻「獨自上廁所的豬」。(取自騰訊大家網)

在一個講究集體化的社會裡,要做個「特立獨行的人」,還得先學學做隻「獨自上廁所的豬」。(取自騰訊大家網)

我在好幾家公司當過職員,有一家公司把我安排在總經理辦公室,做點文案,填填表格,有時跑一趟工商局,有時一整天都無大事,我就在網絡論壇裡跟人討論文學與讀書,上午連著下午,寫帖回帖,不亦樂乎。我的直接上司——辦公室主任,是個四五十歲的中年男人。有一次他從我身邊路過,扔下一句話:「你一個人整天一聲不吭地在幹什麼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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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只是一說而過,卻讓我心有愧意。我很得主任賞識,他跟我說過許多他過去的事,參軍時他當過文藝兵,能歌善舞,會吹笛子,也能寫文章。公司開年會K歌,他總是搶著唱他那個年代的歌曲,當著在場年輕人的面毫無怯色。他不理解我能對著論壇藍灰色的界面廢寢忘食地坐一天:一個人怎能如此不合群,只要同事不來找我,我可以整日不和他們說話。

他也用電腦,但這面神奇的大屏幕,對他的意義和對我的意義完全不同。他每天需要接觸活人,而我不需要,不但不需要,我還可以跟看不見的其他人解釋剛才發生的事:「主任剛露了下頭,沒事,自動忽略他……」

【二】

有台電腦真是太美妙的事情,你不必跟人群待在一起了。有了移動電話,你置身茫茫人海自顧自地說笑,如同面對一片真空。一貫冷視高新科技的鮑德里亞在《冷記憶》裡寫過一段話:

「新的城市側影:街角上有個人一直不走,手裡拿著他的手機,或者像無精打采的野獸圍著自身打轉,同時無目的地說個不停。這是對所有路過行人的侮辱。只有瘋子和酒鬼能夠如此踐踏公共空間,無的放矢地說話,但是他們至少與自己內心的妄想連接著。而這個蜂窩人向所有人強加著他們並不需要的網絡的虛擬在場,網絡成了頭號公敵。」

鮑德里亞有過激之處,但他的敏感不無道理。鮑德里亞想說,技術讓我們自認為自由、獨立,擁有一個自己的世界,但實際上,我們並不是不需要身邊的他人,是他們給你的安全感,讓你能夠旁若無人地接電話、打電話。

鮑德里亞逝於2007年,享壽七十有八,他要是再年輕點,看到「低頭族」時,大概會恨得直咬手絹。所有人無視所有人,所有人都在向其他人強加「網絡的虛擬在場」,而且每個人都陶醉其中,感覺非常自在。到了這個階段,我只需要有一台設備,一個聊天工具帳號,能上信息交換平台,就能永遠保存所謂的「獨立人格」了——假如獨立僅指在人群中能安之若素地做自己的事的話。我永遠可以無視當下所處的人群,我的心與形彼此不一;前一分鐘我還微笑著與同事打招呼,後一分鐘就在窗口裡碼一句:我日,跟財務小胖子擦肩而過,他今天有口臭。

【三】

標榜思想獨立、不受他人影響的人,多少都要用文字表達一番。有了電腦後,寫作大大降低了一個人忍受人群的難度。寫作者有很多地方可以發表,短則幾句話,長則幾行字,最有空的人碼一篇文章,多數情況下,總能找到人跟他們唱和,相應的,寫作者(身體的或精神的)獨處時間很長。在一個公共空間裡,寫作者可以完全不顧他人在幹什麼,不僅如此,任何時候他都可以嘲笑人群,並讓另一些人聽到自己的嘲笑。

拜技術進步所賜,我們獨自一人時,只要待在安全的地方,也能保持足量的自信。這自信拿來做什麼用?三十年前,想要發動一樁公共討論,你必須依靠一些組織的推動,以一份或一批權威媒體為載體,至少花上十天半個月來收集聲音,主題也多是「人生的路怎麼越走越窄」之類,帶點舞台腔。但現在,「廣場舞大媽」一夜之間就成了熱門話題。廣場舞並非始於今日,有錄音機的時代就有跳廣場舞的,但是,它之所以現在知名,並或多或少被視為某種「公害」,以及大眾喜歡依從於集體的經典案例,是因為不跳廣場舞的人用冷眼旁觀的姿態,利用互聯網通訊工具傳播了自己的描述和評論,進而邀集了更多的同主題話語,讓「廣場舞」三個字持續發酵——這些工作恐怕都是年輕人完成的。

4月初我去北京訪問年近八旬的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民族主義研究經典《想像的共同體》的作者。安德森凸著肚子,趿著涼鞋,滿頭滿臉都是老年人的疲倦。他有幾句話讓我記憶深刻,他說,從沒有一個時代,老人像現在這樣缺少地位:「我們所處的時代成了歷史上一個罕見的時期,年輕人知道自己比年長的人懂得多得多。過去,只有19世紀民族主義者起來的時候才有過類似的情況,那些民族主義者都很年輕,他們,當然了,也沒有電視可看,也不是真的知道很多事情,可是他們就是認為自己在開創一個新的局面,而常規情況下,多少個世紀以來,父輩總是騎在兒女的頭上的。現在你可以用電腦,互聯網……」他攤開兩手,沒再說下去:你懂的。

【四】

5月20日,有幾個朋友在我能看到的地方諷刺那些扎堆領婚證、扎堆表白、扎堆談婚論嫁的人。要在過去我便附議了,這次沒吱聲,因為我想到了自己的優越感。

能寫幾行字的人,喜歡給別人,不同於自己的人劃群分類,然後想像他們彼此之間互相需要,所以都是沒有獨立性的庸人,要靠與他人同做一件事來確認自己的價值。當你站在外邊看裡邊,很容易覺得那是一群烏合之眾——和古斯塔夫‧勒龐那本書《Crowd》的中文通譯名一樣。

我跟很多認識的人提過,勒龐是個沒多大價值的學者。他的某些個人經歷使他恐懼群體,所以他覺得人群極易轉化成暴民,高智商被拉低,低智商變畜牲。由於中國人對集體暴力的記憶太深,勒龐和那個貶義色彩的書名特別對我們的胃口,但是,所有群體心理學的研究著作,都無一例外地堆積了大量零散的、關於人群的負面描寫,研究者都會落入類似的窠臼——因為現場採樣太困難,幾乎不可能。理論家只好:1、求助於對自己論點有用的個案和心理實驗;2、求助於群體事件當事人的口述,而那些口述無論是豪邁的、興奮的還是憤怒的、傷心的,都能給群體的非理性和易操縱性提供證據。

優越感的一種表現就是過於重視自己的經驗——王小波也難免,甚至還更嚴重。很多人回顧過去的時候,喜歡誇大自己的心智早熟,在學校或其他集體單位裡冷對權威和那些服從統一安排的同齡人,好像他們從一開始就主動游離於大眾之外。而實際上,我想說,沒有幾個孩子會從一開始就拒絕融入同齡人的,恰恰是因為某些原因被長期孤立在外,或自認為被孤立在外,他們日後生成了對於群體的種種消極看法。特立獨行,是他們給自己加上的一頂桂冠。

至今我還記得,當別人第一次用「特立獨行」來評價我時,我心裡多麼滿足,它很符合我對自己的期許,它將我的不合群給合法化了。但後來,有本賣得不錯的隨筆書卻引起了我的反感:《你永遠叫不醒一個裝睡的人》,這就是知識分子和碼字手(寫作者)的傲慢——你憑什麼預設自己是醒著的人?你確定你不是裝醒?

【五】

碼字取得的優越感,是我那位前主任所無法理解的。在他的年輕時,文字僅僅是工具,文從字順的一篇公司簡報,在他看來是相當可觀的業績。我一直感謝他對我的肯定和包容,我特別記得,他有一次很隨意地說起,他有一群歌友,我有空可以去看他們排練。

我一次都沒去過,可我記得他那種自然流露的友好:一個伸出手的姿態。在卡繆的短篇小說《生長的石頭》的結尾,法國工程師達拉斯特在一個南美的土著村子,參加土著人的基督降靈節,他與他們語言不通,相貌截然不同,這一個來自文明世界,那一群多少年閉塞一隅,但是達拉斯特將廚子背不動的基督骨骸頂在頭上,完成了那場宗教儀式。小說結尾,土著人朝他指了一下地上:「現在你可以坐在我們中間了。」

卡繆的文章裡總是陽光普照。在北非,那些缺少文化、行動魯莽、沒事愛看個摔跤賽的阿拉伯人,同荒涼的沙漠和石頭一樣,對白人人群而言是凶險的異己,但加繆描寫他們身上質樸的粗野,他們對貧困生活的投入,這種熱情並不被他所嚮往的那個理想社會排斥在外。小說家會美化一些東西(正如每個研究群眾的學者都會數落群眾的諸多不是),我不可能奢望在現實中找到小說裡的共在感;但有一點我是相信的:一個群體裡,只要有一個人不帶任何動機地邀請你去坐坐,你便會對他們產生不同以往的認識。

事情有時很絕對,比如我永遠不可能相信一個傳銷團體,有時則會比較相對,無非是溝通和打開心扉的問題。事情也經常出自偶然:我信任我的主任,我也會信任他所加入的歌唱隊,相信那是一個不錯的群體。假如你喜歡一位親屬或鄰居,年過七旬還像五十歲的人一樣樂觀豁達,你可能不會排斥她參加的廣場舞隊,你甚至會覺得,跟她相處融洽的大媽們也都很有灼灼童心。

【六】

處在絕對安全的狀態下的人,最容易對其他人群展示傲慢,他還常常覺得,與眾人同來同往這種初級的合群行為,是安全感缺失、智商不足的表現。但如前所說,經驗決定了一個人的認識:假如他在開普敦、雅加達、洛杉磯或別的什麼地方開過商店,體會過來自優勢人群的敵意,或者在堪培拉這種下午五點以後便形如空城的地方生活過,他或許會改變對群體的看法。

蘇聯垮台之後,很多千里之外的人說「這麼個破玩意兒是怎麼堅持到現在的?」紛紛發表或附議「歷史終結論」,好像忍饑挨餓的蘇聯人早該發動起義了,但他們忘了事發時的驚愕:「這麼大個帝國怎麼說沒就沒了?」大屠殺倖存者普里莫‧萊維在他的最後一本書裡記了一件事:他去學校裡做報告,講集中營裡的苦難,一個學生站起來,困惑甚而有點憤怒地問:「你們為什麼不越獄?」他還到黑板上來,根據監獄草圖畫出了逃生的路線。

這些都是傲慢,每個傲慢的人都驕矜於自己的獨立思想,覺得自己超脫於大多數人之外。聽古典樂的瞧不起聽流行樂的,看美劇的瞧不起看韓劇的,讀外國書的瞧不起讀中國書的,安居書房的寫作者,極端時瞧不起一切人。瞧不起別人的人,往往認為自己思想獨立,品位不凡,而被他瞧不起的人則普遍喜歡抱團取暖,互相打氣——即使他自己也有一個團體。

我生來不合群,我知道最爽的活法是:目空一切,極度安全,極度瀟灑。我有過在群體裡的不愉快體驗,但我其實並不清楚,這種體驗與我的不合群天性孰因孰果。「一隻特立獨行的豬」,似乎是個不錯的境界,而且帶有自嘲,也不算狂妄,但你光自封不行,怎麼去做到呢?人人都能寫作,都能視他人為庸眾,這一點都不稀奇了;你最好身體力行,從形而下的層面做起,比如,率先做一隻獨自上廁所的豬吧。

我喜歡彼得‧海斯勒(何偉)寫中國的書,他在《江城》裡提到,中國人需要依賴群體來確認自身的存在感,喜歡重複俗見,缺少自己的主張,這些都讓他困惑。但我沒覺得這個來自第一世界的一流寫作者,身上有多少優越感,相反,他十分重視少數有獨立思想的學生,在與他們通信和對話時,海斯勒有時近乎求教。他想瞭解這些人,他也太明白,人的依賴性強,缺少主見,常常是因為受制於自己的處境和經驗。

*作者為獨立記者,書評人(原文刊載騰訊大家網http://goo.gl/SgLazs ,責任編輯;代金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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