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下中國發生的這場肺炎病毒防控大戰實際上正在兩個陣線上進行，一個是在疫區，另一個是在輿論場。疫區的戰鬥恐怖而慘烈：病毒感染者病人越來越多，生命不斷地離去，數以千萬的民眾在病毒的威脅下和無奈的隔離中痛苦地煎熬著。
輿論場上也不輕鬆。民眾的怒火通過各種渠道發洩出來，抨擊政府的無能和無情，追責的呼聲日漸強烈。而中國政府在國內外的強大壓力之下，一方面疲於壓制民眾情緒，一方面通過封城、修建「小湯山」式醫院來展示其強大的高效防控能力，同時還要通過各種手段化解中國遭遇世界孤立的困境。
鄭永年：中國需要少一些政治，多一些科學
週五（2月7日）香港南華早報和美國的華盛頓郵報分別發表了兩篇對這次災難的起因和防控等重大問題進行嚴肅思考的文章。一篇是新加坡知名中國問題專家鄭永年撰寫的《應對肺炎病毒：中國需要少一些政治，多一些科學》（To cope with the coronavirus outbreak, China needs less politics and more science）。另一篇是旅居美國的中國農民法律工作者陳光誠撰寫的《警告：中國專制危害您的健康》（Warning: Chinese authoritarianism is hazardous to your health）。
陳光誠曾經在中國幫助一胎化政策受害者進行維權，並因此而開罪於中共，受到長期迫害，後來在友人的幫助下，出走美國。他對中國的專制體制有著切身的瞭解。
陳光誠在他的文章中指出，中共在這次疫情防控過程中的作法跟當年執行計畫生育時一樣粗暴。封城、封鎮、封鄉以後，民眾生活遭遇各種困難。醫療設施不足，導致許多病人求醫無門，他們被醫院推走，自生自滅。人們看著自己瀕臨死亡的親人痛苦哭泣。通過各種途徑傳出來的視頻、照片暴露出圍城之內民眾的艱難處境。
陳光誠：中國把一場公共衛生危機變成了一場人權災難
陳光誠說，他過去說過，中共是人類的威脅。這次的疫情從武漢蔓延到全國，又擴散到大半個世界。中共再次證明，它就是人類文明的一個威脅，它成功地把一場公共衛生危機變成了一場人權災難。在這場災難中，陳光誠說，中國人民是第一個受害者，全世界也都為中共的惡習付出了代價。
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鄭永年的文章也認為，中共的官僚體制對這次肺炎病毒的形成和擴散負有很大的責任。這個體制權力過於集中，使得下級官員養成了在遇到重大事件時等待上級指示的習慣。隱瞞實情，無所作為是中國官場的常態。
鄭永年認為，正是這種官場文化導致地方政府在肺炎病毒發現之初未能及時採取措施進行防控。這才使得病毒得以迅速擴散，造成了今日的重大災難。
但是與陳光誠不同的是，鄭永年認為這次災難的發生和擴散，有中共的責任，也有民眾的責任。很重要的一點是，鄭永年認為，民眾沒有養成科學的生活習慣。
2003年，中國人遭遇了一場跟這次肺炎病毒類似的SARS病毒災難。鄭永年說，但17年過去，中國民眾的行為方式並沒有什麼變化，他們野味照吃，對自己也缺乏反省，對政府的態度經常是從一個極端轉到另外一個極端。
武漢疫情就是從一個野生動物交易市場爆發的。最新的研究顯示，新冠病毒起源於蝙蝠，通過穿山甲傳染到人類。
鄭永年：中國民眾過度相信政府，不注意科學生活態度
鄭永年說，民眾的政治意識過於濃厚反映在兩個方面：平常過度相信政府，不注意培養科學的生活態度，遇事缺乏自救或互助的能力；而在發生災難時，一旦出現政府防控不力，民眾又會把怒火撒到政府身上。這樣做對控制疫情並沒有什麼幫助。
鄭永年認為中國現在需要的是進行一場全國性的科學運動。科學意識和科學管理是這個運動的核心。
在政府方面，鄭永年說，政府要明白權力不是無所不能的，它有界限。通過政治手段可以最大限度地發動民眾，集中資源，這是優勢，但如果沒有科學管理，就會釀成重大的災難。
鄭永年提出，中國政府應該把目前的危機管理優勢轉變為危機預防優勢，把資源用在預防上，而不是為災難付出重大的代價。同時，政府還必須簡政放權，培養地方自治的能力，讓社會的每個成員都成為一個負責任的一員。
鄭永年：全能的政府也不可能監控社會的每一個成員
鄭永年還說，任何全能的政府也不可能監控社會的每一個成員，國家治理需要自我意識和相互監督。一旦發生危機，社會通過自治機制把社會成員組織起來，這樣就會減輕政府的負擔和犯錯的機率。
鄭永年強調，科學意識和科學行為不是自動發生的，它需要持久的學習和努力。西方通過文藝復興和啟蒙時代革除了宗教和愚昧，走向了科學和理性。日本在學習西方中最注重學習西方的科學精神, 然後利用學到的科學知識進行發明創造。
鄭永年說，科學不僅對日本社會的重組發揮了重要的作用，而且對日本人的日常生活方式的改變產生了很大的影響。這些變化為日本後來成為世界科技強國奠定了基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