密裁「反對黨」及媒體領袖
在陳儀的密裁名單中，人數最多的就是政建協會成員，他們是戰後不折不扣的「反對黨」。從日本時代便參與文化協會與台灣民眾黨，為追求自治，多人身陷牢獄。戰後他們的追求沒有不同，原擬組黨，但陳儀以訓政理念的「人民團體組織暫行辦法」加以箝制。
一九四七年元旦憲法通過，但陳儀卻自行決定台灣要到一九四九年才能縣市長民選，政建協會全面反彈。在米荒成為壓垮台灣的最後一根稻草時，他們重上街頭、步步進擊。
政建協會擁有一定的政治實力，在台北有四席議員（黃朝生、李仁貴、陳屋、張晴川），楊元丁更搶下灘頭堡，擔任基隆市議會副議長。
二二八事件發生，政建協會成為與陳儀商議改革的代表，也成為受難最深的團體。一方面是台北的四位議員，扮演處委會的要角，陳炘也以民眾代表身份加入。而這股起自日本時代，引領人民追尋民主自治的力量，在二二八時幾遭連根拔起，成員慘遭密裁、逮捕或被迫流亡海外。
黃朝生（1905-1947），是醫師，也是台北市參議員，早早力主台北市長民選，是政建協會常務理事及財務組長，投入之深，出錢出力。事件期間他天天在中山堂開會，要查看肇事凶手是否被羈押、要組治安隊、要派人去南京溝通，都找他。也因身為醫師，處委會的救護組組長也是他。而這樣一位為民先鋒的醫者政治家，政府在「正法」及死亡人名冊中，安他的「罪名」為：「要求當局無條件釋放人犯及解散警察大隊」，這是當時民意之所趨，但政府卻將人暗殺，至今不知遺體何在。
陳屋（1896-1947），日本時代重要工運領袖，政建協會理事、台北市參議員，被安上的罪名是：「謀議三十二條叛國議案，主張陸海空軍幹部主管應由本省人負擔」，這樣的努力與主張，竟遭密裁，流露出的仍是統治者想行軍事獨裁，視台灣人為被統治者的殖民意識。
李仁貴（1900-1947），台北市參議員、台北市商會理事、政建協會理事。陳儀安他的罪跡是：「提議將國軍武力完全解除，治安由偽處理委員會維持」。解除武裝言過其實，治安的部分則是與參謀總長柯遠芬協商的結果，但政府以暗殺對待之。
除政建協會的成員外，台北市參議員波及人數極多，死亡者四名、繫獄者七名，合計十一名，佔議員總數二十六名的百分之四十二。台北市參議會是二二八處委會的發源地，一舉一動都受公署監視，事後政府所列的「暴亂主謀名單」上，竟有十九名之多，若全遭逮捕，無異有四分之三的台北市參議員遭難。
其中同樣遭政府密裁的還有市參議員徐春卿，為何非置他於死地不可？陳儀親手寫他的罪跡是：「反對日產標售，組織日產租戶聯誼會，擴大反對政府措施。」日產標售，牽涉巨大利益，豈能毫無監督？徐春卿並起身反對政府奪走人民原有的權益，竟遭密裁。
此外政建協會的要角廖進平（1895-1947），先後擔任《台灣新民報》編輯、記者和社務委員，日本時代曾因自治運動四度入獄。戰後，他常演講批評時政，發起數次遊行。由於演說相當出名，尉為社會景觀，畫家張義雄繪有他一九四六年在龍山寺前的演講。
「向美國領事館提出『將此次台灣二二八事件真相，向國內及全世界報導』並請其主持公道之辱國要求」、「經常利用該協會定期講演，發表抨擊政府不滿現狀，挑撥官民之荒謬言論」是他的罪名，但這是想窮所有之力改變現狀的努力，更是一個反對黨該做的事。
是的，政建協會一直保持與美國領事館的溝通，甚至希望透過美國讓蔣介石了解，此次事變純粹是為了政治改革，請蔣介石萬勿派兵來台。廖進平在三月十八日遭人密告逮捕，後遭密裁，至今不知遺體何方。
陳炘（1893-1947），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經濟學碩士，日本時代與林獻堂共創「糾集台灣人的資金，以供台灣人利用」的大東信託（一九四四年改組為台灣信託），開展本土金融事業。戰後他創設「大公企業」，本土企業家當然想在日人離去後大展身手，接手其留下的產業，也協助經濟儘快復甦。但陳儀行統制經濟，大小生意緊抓不放，層層都需「特許」，也出現獨厚江浙財團的聲音。
陳炘所集結的本土資金與企業家，當然奮力想要突破壟斷，其中最關鍵的就是取消貿易局。
另與陳炘密切相關的台灣信託，陳儀卻認為這是敵產，要公營化，但陳炘不斷陳情證明這是台灣人的產業，陳儀遲到一九四六年年底才不甘願地宣告為民營，但卻對陳炘極為不滿。
事件中，陳炘為重要代表，三度會見陳儀，所提多是用人的省籍偏差及政治改革的方向。但三月十一日清晨，他遭台北市警察局分局長林致用拘提後，遭密裁，至今不知遺體何方。陳儀報給蔣介石的名單，寫到陳炘時，安的罪跡是：「接收台灣信託公司」，另還在略歷欄加上：「前日本皇民奉公會台中州支部生活部長。」這是陳儀自己心虛，根本沒有處死陳炘的任何條件，他繼續操作中日敵對的意識，所隱藏的仍是想壟斷一切資金與經濟利益的心態。
密裁媒體領袖
如果今天二二八世代的努力沒有被淹沒，統治者的謊言於今看來昭然若揭，毫無疑問必須感謝當時的新聞人。特別是《台灣新生報》的副總編輯吳金鍊與總經理阮朝日。
翻閱當年報紙，《台灣新生報》從三月二日開始，有非常不一樣的轉折，報紙大篇幅報導二二八處委會的動態，人民的訴求躍上頭版頭題，各地蜂擁而起的抗爭，沒有被消音，而是全台知曉。年輕學生的行動，一樣是焦點。他們打開人民知的權力，搬開語言的高牆，被禁止的日文版重新開張。而陳儀、柯遠芬、張慕陶的面具，全留下了紀錄。
他們甚至為今天的轉型正義開了一扇門，留下軍隊屠殺前，三月二日到三月八日這段時間緊密的真相，短短一週卻是二二八事件風起雲湧的結晶體。
這一切並非庸常，而是革命所得，最後以生命為代價。二○一五年中研院台史所許雪姬教授的研究，打開國防部保密局台灣站的檔案，我們看到林頂立向南京國民政府言普誠（情治人員化名）報告：「吳金鍊等企圖變更新生報為民主報日文版」。在情治人員董貫志（化名） 的報告中：
查二二八事變時，本市新生報社叛徒吳金鍊（前日文版總編輯）、阮朝日（前總經理）、陳昆山（總經理），為影響事變，陰謀奪取報社，擬將該報改組為偽民主報。於三月一日，由上列三叛徒發起接收委員會，計委員十五人。以阮朝日為偽社長、吳金鍊為偽副社長兼總編輯，陳昆山為偽總經理……公開倡亂、混淆是非。
官方眼中的叛亂者，就是敢於起身為人民努力的反抗者。如果沒有吳金鍊、阮朝日發動《台灣新生報》內部的改變，我們是看不到真相的。但三月十二日中午吳金鍊在報社被帶走、阮朝日在住家被帶走。
情治人員這份報告寫於一九四七年四月十九日，提及「主謀吳金鍊、阮朝日案發被捕，現解警備總部軍法處訊辦中。」這是他們最後留下氣息的地方嗎？人呢？七十年來國家沒有正式回答過。
二二八是媒體人的浩劫。一樣遭密裁的還有《大明報》發行人艾璐生，政府說他的「罪跡」是：「利用報紙抨擊政府施政，強調省政改革之必要……」，這不就是媒體的角色嗎，但對統治者而言，竟至不讓其活。《人民導報》社長宋斐如也遭密裁，「利用報紙抨擊政府施政，竭力暴露政令缺點……」是他的罪名。
今天民主國家的人都能看懂，抨擊時政、暴露政令缺點、強調省政改革，都是媒體的職責。二二八時統治者最急著想撲滅的是改革者，是媒體。三月十三日起警總以「思想反動、言論荒謬、詆毀政府、煽動暴亂之主要力量」查封《民報》、《人民導報》、《大明報》等十一家報社。
＊本文選自遠足文化的《激越與死滅》第九章，本書作者黃惠君曾是法國巴黎大學的社會學博士候選人，卻闖進台灣傷痕歷史的領域。因法國教會她的是，不可能不了解歷史，而有辦法詮釋當代社會。從1997年主持美麗島事件口述歷史計劃開始，她便緊握台灣人心靈底層最敏感的神經，一路走向白色恐怖與二二八。2007年她開始擔任紀念館策展人，作品包括「台灣之愛：1947二二八到1987解嚴」、「陳澄波與蒲添生紀念特展」、「公與義的堅持」、「二二八國家紀念館常設展」。寫作對她而言，是一條自由之路，十年功，讓她完成首部的二二八紙上紀念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