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低薪化是近來備受各界關注的重要議題。根據行政院主計總處的資料，2012年國內工業及服務業受僱員工每人每月平均名目薪資為45,888元，相較於2000年41,861元增加幅度為9.62%。同期間，國內消費者物價指數由89.82（以100年為基期）增加為101.93，增幅為13.48%，超過名目薪資的增幅，而這也使得國內工作低薪化現象立即引發工作貧窮問題。根據作者的研究，若以「主要工作收入低於維持本身及扶養家屬之基本生活費用」為工作貧窮的定義，則國內全時薪資受僱者中有超過四分之一屬於工作貧窮族群。
工作低薪不僅帶來工作貧窮問題，也會造成產業結構低值化。因為就多數受薪階級而言，消費能力取決於工作收入，當薪資無法上漲，甚至降低時，其購買能力與意願隨之下降，導致市場上低價的商品與服務盛行，許多企業開始進入微利時代，不僅無多餘心力進行研發與品牌行銷，更無法提高員工待遇，如此便陷入工作低薪與產業低值化的惡性循環。事實上，近幾年來，國內食安問題日易嚴重也與此惡性循環有關。
針對低薪化現象，國內有不少專家學者與政府官員將其歸因於經濟因素，包括經濟不景氣、產業升級速度過於緩慢、以及三角貿易造成經濟成長無法充分增加國內就業機會等因素。誠然，我國工作低薪化現象確實與產業結構變遷有極大關係。自1990年代起，為吸納傳統製造業外移所釋放出來的勞動力，國內開始發展住宿餐飲、托兒托老服務等內需型服務業。雖然這些產業進入門檻低，勞力密集度高，可以創造很多就業機會，但企業規模小，產業附加價值低，所能支付的薪資水準也就不高，以致於「教育服務業」、「住宿及餐飲業」、「支援服務業」等相關產業就成為我國主要低薪產業。
在製造業方面，長期以來，由於國內大多是代工業者，欠缺自我品牌，易受到新興國家搶單效應影響，企業獲利率大幅降低。面對經營環境惡化，雖然有些企業已成功轉型，往高附加價值方向發展，但多數企業還是以壓低成本做為主要因應策略，要不將生產線移往低勞動成本的國家，要不就是壓低國內員工的薪資。
基於上述認知，政府一直以振興經濟，促進產業升級，以及鼓勵台商回流等經濟手段，作為解決工作低薪化的政策主軸，惟成效不彰，民眾無感，以致於政府要透過各種道德勸說，甚至拜託企業加薪。究其原因，除了經濟手段需要較長時間才能看到效果之外，更重要的是國內工作低薪化現象有一大部份是來自經濟分配，而非只是經濟成長的問題。
根據勞委會的資料，在2003年至2012年間，國內各職業受雇者實質薪資雖都減少，但基層受僱人員的薪資減幅較大，例如非技術工及體力工平均每月實質薪資由27,927元減少為24,030元，減幅達到13.95%，是各職業中減幅最大者；其次是技術工及機械設備操作工減少12.96%；反觀主管及監督人員與專業人員則分別僅減少6.55%與5.45%。由此可見，近幾年國內就業市場不僅有整體薪資停滯不漲的情形，也出現高低階薪資差距擴大的現象。這可能是受到國際競才效應與國內公司治理制度不甚健全的影響，公司的董監事與高階管理專業人員的薪資愈來愈高，低階基層勞工的薪資則相對降低。
此外，根據作者的實證研究，國內企業增加研發支出雖可以顯著提升主管、專業人員與技術人員的薪資，但對生產有關工人、機械設備操作工及體力工、以及服務工作人員及售貨員等基層員工的薪資，則無顯著影響；而增加教育訓練支出雖有助於提升基層員工薪資，但其效果遠不及主管及專業技術人員。易言之，縱使企業有心透過研究發展或教育訓練來轉型升級，基層員工的薪資仍可能難以提升。
綜合前述，本文認為政府若要有效解決工作低薪化問題，除應持續推動既有各項經濟手段，把餅做大之外，也應考量採取若干非經濟的手段來解決分餅的問題，包括要求上市櫃企業在公開說明書上揭露基層員工相對薪酬的資訊，例如基層員工人數佔比與薪酬佔比，以施壓給不重視基層員工福祉的企業；或是擴大薪酬委員會的功能，並設置勞工代表的席次，使其不僅能夠監督董監事與高階經理人的薪酬，也能推動整個企業薪酬政策與盈餘分配之合理化。此外，為避免工作低薪造成工作貧窮問題，政府相關單位也應致力於降低勞工必要生活開銷，例如住宅、子女教育、托兒、托老等費用。
＊作者為台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