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對台軍售一事，攸關幾個「脆弱點」：第一、台灣方面斷交後極具不安感；第二、美中剛建立的「新邦交」基礎不穩，雙方仍然缺乏互信；第三、雷根總統上任伊始，不能因為此事壞了他的「蜜月期」，而影響到其他施政。第四、涉及美國在國際間的誠信原則。鑒此，美國不能「逢案權宜」（Case by case），必須予以制度化處理，終於在一九八二年八月十七日頒布了規範對台軍售的《八一七公報》。
為朱撫松撰寫講稿，一字之易見功力
頒布的當天，我也接到了外放華府的正式派令，發文日期正巧也是：「1982年8月17日」。
《八一七公報》大體而言，對我方自非有利。事實上，在發布前，我方已覺察到此事的難以挽回，遂透過管道要求美方對台灣「有所交待」。於是在七月中旬，美國政府私下向我表達了「六項保證」，其內容諸如「不同意中共要求，就對台軍售一事與其事先諮商」、「不支持中共對台灣的主權主張」等，稍微緩解了我方的焦慮和不安。
《八一七公報》頒布，舉國震動。為了安撫人心，我方要求將「六項保證」同時公布於世，美國也同意了。外交部長朱撫松必須在頒布隔天到行政院就《八一七公報》（連同六項保證）做緊急專案報告。當天下午我接到外放派令後，還準備下班回家與內人討論搬家事宜。就在我離開辦公室前突然接到北美司長官指示：「留下來加班」。這一加，就待到午夜十二點，我的任務是——負責撰寫朱部長的報告講稿！
按照政府機關的人事行政規定，我在接到人令的那一刻，就算是駐美代表處的一員，應該開始辦理交接、進行履新前的實習。但是在此非常時刻，哪能計較個人，整個北美司從司長到承辦科長全部「共赴國難」，即連外交部部長跟次長也都Stand by！
我既然負責最「下游」的撰稿工作，就必須熟讀兩項文件的全文、推敲字裡行間的弦外之音。由於我在司裡原本就處理台美政務及軍事關係，對於這點尚可掌握；但是這篇報告尚需揣摩部長處境的政治考量，就不是我這個小小科員所可權衡的了。
舉例而言，我在講稿結論中用了「弊多於利」一詞，形容美方這一舉措對我方影響。文稿到了司長，他集合大夥（副司長、科長與我）商量，擔心該用詞恐會觸怒政院首長甚至層峰；但是要硬說是「利多於弊」，顯然是違心之論、粉飾太平。最後眾長官們決定本著公職良知照稿上呈、不做更動。司長還丟了一句話：「唉，就讓部長做政治決定吧！」當天午夜前，講稿奉核定退下來的時候眾人圍觀。通篇講稿幾位次長一字未動，到了朱部長只動了一處，那就是把我們所關心的四字箴言，改為「利弊互見」！那一刻，我學到的遠勝過撰寫講稿的心得。
當時外放前的時空背景，正逢台美關係最為困難的情況。我外調華府，縱然不是「跳火坑」，也絕對是件苦差事。
國會組有成就感，政治組却常有挫折感
忙完了《八一七公報》的善後處理工作，我開始了各單位的實習，包含電務、出納、會計等。因為做個外交官，必須要精通十八般武藝及各種行政庶務，不是一般人想像中，整天周旋在衣香鬢影、觥籌交錯之中而已。我記得在會計處實習完畢、等待主管簽字時，該處幫辦（相當於副處長）馮冠武（馮寄台大使之父）在我實習簿上一邊簽字一邊含笑表示：「我相信你到美處（駐美代表處的簡稱）以後絕對不會承辦會計，我可以放心地簽字！」
當時的美處涵蓋：外交、經濟、國防、教育、農業、勞工等部專業人員，還有國安情治單位官員，彷彿一個「小內閣」。其中主要對美政府的聯繫工作，端賴「政治」與「國會」兩組。前者與美國行政部門打交道，後者聯絡國會參眾兩院。在我揣測未來去處之際，北美司的資深同仁私下向我表示：「你肯定會被分到這兩組之一；不過為了你好，最好別分到政治組。」
當時美國與中共建交後，主管外交事務的國務院（Department of State）對於美處並不友好。國務院在亞太局中將原來專責中華民國業務的「中國事務處」（Office of Chinese Affairs），改為轄管中華人民共和國。該局另設「台灣協調組」（Taiwan Coordination Staff），處理斷交後的台灣業務，總共只有三個人。相對之下，中國事務處人員高達二、三十位，而且經費增加，兩者差距不可以道里計。美處政治組負責與國務院聯繫，就侷限於台灣協調組了。當時的華府氛圍，美國已結中共「新歡」，台灣雖然不若「棄婦」，但是政治組同仁要看國務院官員的眼色，也就不在話下了。
對照於美國行政部門的冷淡以對（Cold shoulders），美國國會當時對於台灣，可以說是雪中送炭；不但同情有加，而且常常仗義執言、拔刀相助。這可追溯到兩個原因：一、美國政治傳統上，國會與行政部門本就應該扮演「相互制衡」的角色；二、卡特民主黨政府倉促與台灣斷交，引起美國許多朝野人士的不滿，尤其以共和黨國會議員為最。
在這種情況下，美處國會組人員自然比較受到國會山莊（The Capitol Hill）的歡迎。當然，他們的工作也有辛苦的一面；例如要經常提供台灣發展現況資料、Update台美關係上所遭遇的問題、有時還要籌組國會代表團（包含參眾議員或助理）到台灣訪問等等。但是，因為沒有行政部門「一個中國」政策限制下的「硬道理」（例如不能自稱中華民國）及「潛規則」（例如不能進行辦公室拜會），做起事來比較得心應手。也就因此，當時一般認為，國會組的工作容易有成就感，而政治組的工作常常有挫折感，這也是北美司前輩私下好意「祝福」我最好別分到政治組的主要原因。
＊作者為資深外交官，前駐非洲史瓦濟蘭王國大使。二○一三年轉入民間企業，現任華航集團華夏航科國際（股）公司董事長。本文選自作者新作《把一手壞牌打好：一個台灣外交官的奮鬥心影錄》（聯合文學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