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麼能想到有一天，記者本身變成被報導的題材，二○一二年七月底，我才剛採訪陳為廷，在旺旺走路工事件，他只是在臉書上轉貼一張照片，就被旺中集團威脅要提告。九月一號，我才與許多同業一起上街參加反媒體壟斷大遊行。怎麼到了十一月，媒體巨獸轉身，就要來吞噬掉我們。
原來，我們的命運也可能被吞噬
二○一二年年底，反媒體壟斷來到2.0版本，不只是反旺中垂直併購有線電視業者，還反過頭來收購同樣龐大的另一頭怪獸：壹傳媒旗下所有媒體。陳為廷、林飛帆等年輕人，在街頭吶喊、抗議，也來壹傳媒中庭守夜，被隔在玻璃帷幕後頭，在辦公室裡面對電腦冷藍幽光的「我們」，卻顯得異常冷漠，看到外面聲援的學生，還不時冷嘲幾句。創刊十年，大多數人的心，都冰封凍結了。
在商業獲利模式為先，高競爭的媒體壓縮鍋中，沒有人有任何餘裕，云得出絲毫感受，不要說為了公義，而是為了與自身相關的併購案，皆冷感一如既往。或許「我們」覺得，不管是誰當老闆，只要該給的薪水照給，該有的福利沒少，在萬物皆可買賣的時代，換個招牌又何妨。
在風風火火的交易案中，壹傳媒一口氣成立四個工會（《蘋果日報》、《壹週刊》、《壹電視》、《爽報》）。到了二○一二年底，年資一年半的菜鳥如我，沒想到就能參與創始工會，當上理監事。在工會裡，我認識了新聞界德高望重的前輩楊汝椿，同事都叫他「椿公」，卻因個性耿直，所以不獲重用。
如果沒加入工會且當上幹部，在冷漠的職場中，我想我和椿公就只是兩條不會交接的平行線。他是長期關注工運的老記者，在商業媒體中跑新聞分身乏術，心臟的支架接二連三地裝，他仍然不缺席各種抗爭的場合。我沒有看過比他的桌子更亂的辦公桌，也沒看過比他更忙碌的人，他有三隻手機，與我們開會討論要與資方簽訂的編輯室公約時，他的手機總輪流不停地響，其中也許有他的線民，有他正在跑的新聞，還有他勞工、人權各種運動界的社運朋友，請他幫忙，他總一口答應下來，不管再忙再累。
我也總是記得，某個禮拜二夜晚，正熬著禮拜三就要出刊的封面故事，那是楊汝椿的調查報導，已經在編輯台上三校，卻臨時被抽換，再也沒刊登過。我聽到汝椿在盡頭處的社長辦公室咆哮、拍桌大罵，而平時和煦如春風，善待每一個人的，也是他。屢屢辛苦做回來的新聞，卻不明不白地被河蟹，敗下陣來如喪家之犬，是他。這樣的他，激動、熱情、失望、頹喪、壓力、過勞、力不從心⋯⋯，加上不離手的菸，接不完的電話，不休息的身體與意志，在二○一三年底，汝椿因心肌梗塞離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