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用電影掙得風光時，廖克發其實高興不太起來。
那是到台灣學電影後沒過幾年，他拍出第一部短片《鼠》，入圍了幾個國際影展，很是有藝術性；後來回到馬來西亞，他把片子放給家人看，場面卻安靜得叫人尷尬，有人似懂非懂地說「原來台灣學電影是這樣子」，最後大家默默把DVD收了起來。
那天半夜，廖克發在房間聽到樓下窸窸窣窣的，走下客廳，發現母親獨自坐在電視前，又把《鼠》拿出來看；她心裡滿是不解，為什麼兒子拍了一部得獎的片子，自己卻看不懂？
「我那時就開始在想，你到底想跟誰說話？你也可以拍很個人主義的，但這件事會不會讓你心痛？」在台灣已經待了13年，廖克發的口音被稀釋得淡了，或許是因為當過老師，他講話字句分明地連綿不絕，現在，他又想起多年前的那一天。
那一天讓他明白，心痛來自於家人的不了解，他開始體悟電影是種溫柔的語言，要說得讓人能懂，懂了以後能說點什麼，「就是你在不在乎這件事？有些人想走純藝術，有些人像我，就希望有在地性、地域性，你要找到你跟故事的關係。」
挖掘家族馬共歷史 想把故事講給下一代
來到2016年，他交出紀錄片《不即不離》，這是與家族互相理解、對話的一大步。
在廖克發的記憶裡，他的父親常常不在家，工作有一搭、沒一搭，兩人很少講話，更常爭吵，甚至動粗。曾經他總羨慕別人的童年，於是來到台灣後，自然更加疏遠，某日他驀然回首，才驚覺父子已經9年沒講過半句話。
這讓廖克發開始思索，為何自己的父親會是這樣？想著，他開始好奇父親怎麼跟自己的父親相處，才驚覺他對阿公的記憶一片空白，正如全家福照片裡缺席的空位。
拿起鏡頭後，他慢慢發現，原來在太平洋戰爭時，阿公為了對抗日軍，加入馬來西亞共產黨（下稱：馬共），但1945年日本投降後，馬共向英國殖民政府爭取獨立失敗，開始漫長的叢林游擊戰，阿公後來遭到英軍槍殺，當時父親只有幾個月大。
他這才理解，家族的噤聲是種求生，阿嬤為了保護家庭，只得裝作丈夫不存在，這個家裡，再沒人談過阿公，正如馬共在這個國家，仍是不可提起的禁忌。
不可言說的歷史是燙手題材，但廖克發處理得文火慢熟，這趟追尋是給下一代的溫柔寄語，要拍給他年幼的姪女看。
「這部片第一個觀眾就是她，她還沒上學，當然看不懂，但可以把整部片看完，會說『這是公公』、『這是姑姑』，我的目的就是要拍給她。」堅毅的表情溢出溫柔，他說像宮崎駿的電影，都是拍給孫子、孫女，拍電影太辛苦，要有個甜蜜的目標。
「你要拍給下一代人。有一天你也會有下一代，你要怎麼跟小朋友說以前祖先發生的事？如果課本沒有講，你要怎麼跟姪女說，你有個太公，我們來自馬來西亞，發生過這些事？」
來到「恐怖份子基地」 他的人生徹底翻轉
其實，拍電影原本不在廖克發的人生選項裡。他大學在新加坡唸企管系，本來也要走入商界幫家裡賺錢，卻遇上亞洲金融風暴，只好先去小學教華語，幾年後，他起了到台灣讀書的念頭。
「因為我的中學老師都是台灣畢業的，他們都跟我說台灣超美好的。」他說，馬華人很難進本地大學，如今依舊是馬來人佔有優勢，來台灣唸書，於是變成他們唯一的途徑，卻也讓人再也回不去，因為台灣的大學文憑，在馬來西亞不被承認。
廖克發說，像在台灣醫科畢業，回馬來西亞不能執業，只能去教書，人們自然不會回去，「他是變相鼓勵大家往外走，你不想上本地大學，就是不愛這個國家，那你就留在那邊。」
來到台灣並沒有太縝密計畫，甚至到要填志願，他才知道有電影系這個選項，廖克發說這簡直太美好，星馬人務實的觀念裡，唸大學不外乎商科、醫學、工程，只是為了賺更多錢，沒有啟蒙的作用。
結果這一趟啟蒙之旅，遠比廖克發想像的還要顛覆。「其實在我來之前，台灣會在星馬被報導的新聞，就是國會打架，不然就是示威，像那時候倒扁，那個東西對我們是陌生的，在我們觀念裡，好好一個安定的社會，為什麼要發生那麼多事？」
「到台灣你才知道，所謂民主、公民意識是什麼事。今天很多在馬來西亞搞運動、NGO的，都是台灣畢業帶回去的，要不就澳洲，所以一些極端的政客會說，台灣畢業生很會搞反政府運動，它已經是個標籤。」
他微微一笑，臉上有幾分得意，「對他們來說，你們可能是恐怖份子基地。」
用溫柔鏡頭拍禁忌歷史 打開理解與對話
其實廖克發的長相，甚至帶有幾許憨直，但畢竟是在「恐怖份子基地」待了十來個年頭，他像燒久了的炭火，撥開白灰，便可見炙熱火紅。
他在今年交出紀錄片《還有一些樹》，描述馬來西亞種族衝突的513事件，還有以《不即不離》為基底的長片《菠蘿蜜》，描述1950年代的馬共，打了數十年游擊戰後，每有小孩出生，就送到叢林外寄養，「菠蘿蜜」便是其中一個孩子，而在多年以後，菠蘿蜜成為一個易怒的父親，兒子一凡為了逃離家庭，遠赴台灣唸書，並與菲律賓移工萊拉交織出一段感情。
廖克發回憶，當年《不即不離》在新加坡放映，他父親也去看了，當場沒什麼反應，後來拍《還有一些樹》時，父母看到相關事物都會告訴他，這是個轉變，「如果10年前我說要拍513，他們大概會揍死我。」
電影是溫柔的，改變是緩慢的，家庭乃至國族的和解，對他來說都不是片刻的行為，「像你被政府壓迫了幾十年，不會在解除那一刻，就跟他擁抱的，你是會變得比較願意對話、比較容易理解，關係該是漸進的，不是個像戲劇大擁抱的團結。」
「他們沒獲得公道，後代沒辦法相信正義」
從理解到和解的功夫，不僅是對自己，也是對整個馬來西亞，廖克發在《不即不離》，也探訪流亡泰國、中港的馬共成員，見到他們與子女的僵局。正如他的阿公，那個世代的許多人，都曾經拋下家庭投入戰鬥，「你沒時間教育下一代，下一代會恨你的。」
「而且如果你的父母犧牲了人生，去為家爭取這些事，他們沒有獲得公道，後代是沒有辦法相信正義的。」他說著反問：「你叫他們怎麼相信正義？他爸爸被打死了，然後歷史課本裡沒有，中國不承認、香港不承認、馬來西亞不承認，你會懷疑正義這件事。」
「這不只在馬共後代，是整個馬來西亞社會，普遍對伸張正義沒有信心，一個沒辦法轉型正義的國家體系、法律體系，笑嘻嘻來對你說，我會幫你伸張正義，你會相信嗎？」
他認為，在這種環境下長大的人會很「務實」，這絕不是稱讚，「一切是機會主義、很善於轉變，這不就是一凡？」
對國家的想像飄渺 《菠蘿蜜》談馬華人的焦慮
他談起《菠蘿蜜》的主角一凡，一個總是在發怒的馬華男孩，跟家裡不斷衝突，來到台灣，又老跟室友、校方吵架，打工處處碰壁，卻總想著畢業後要留在台灣，離故鄉遠遠的。
「他就是一種焦慮啊，我要講的馬來西亞人就是這樣。萊拉也是移工，萊拉可愛多了，因為她有信念，雖然她的信念簡單到讓人可笑，但做為一個人，她願意為信念犧牲，一凡有這樣的信念嗎？沒有。」
他對待自己的主角簡直殘酷，但在殘酷後有柔情信念，「這不是討好的，我是在說馬來西亞人不好的一面，但必須溫柔地講，不然我會被馬來西亞人討厭。」
廖克發提起香港，許多在香港的馬華人，會說自己是香港人，他們對國家的想像非常飄渺，「如果你是個牙醫系畢業的學生，回去不能當牙醫，你會愛這個國家嗎？你會很想馬來西亞，覺得是你的故鄉什麼的，但這個國家，對你有很多不公的地方，你要怎麼面對她？她是很複雜的……」
廖克發說著停頓了好久，才堅實地說：「她也是我創作的一個動力。」
他對她露出苦澀的笑容，「沒有離開馬來西亞的話，基本上我不會覺得馬來西亞太壞，國家不會殺死你，不會處置你什麼，像溫水煮青蛙，你甚至會覺得，應該每個國家都有種族不公。」
來台13年 廖克發反問：我要成為怎樣的台灣人？
來到台灣已經過了13年，廖克發在這裡結婚、成家，他開始思考成為台灣人，但這事並不理所當然。「我不想因為是這裡有補助，比較能拍電影，我就選擇台灣。我要成為台灣人只是機會主義嗎？我要成為怎樣的台灣人？」
一如用鏡頭追問「什麼是馬來西亞人」，如今他開始尋找「什麼是台灣人」，不只閱讀台灣文學，甚至開始思索要拍白色恐怖，「但我的問題是，我有資格拍嗎？或者說，我做好準備處理這件事情了嗎？」
這將是場大工程，廖克發已經開始梳理頭緒，故事要溫柔又堅定地說，像河一樣徐緩飽滿。
「我們要處理一個問題是，不管在馬來西亞或台灣，現在人覺得這些東西離他們很遠、很冷漠，那怎麼跟現代有關聯？不是因為這是歷史，所以必須記得，這是相當僵化的觀念；歷史在我們身體裡面，你不記得歷史，你這個人是不完整的。」
不知情的觀眾看《菠蘿蜜》，容易錯將ㄧ凡與父親混淆，看成是同一人，事實上這是刻意為之，廖克發要他活在歷史裡。「你可以說那個年代就是不幸，菠蘿蜜就是自私，但一凡能不能同理他？所以我把他變成同一個人。」
「你跟今天的年輕人講，二二八很多人受難、他們為自由爭取，年輕人都知道啊，那是他們的事，那個年代不幸，像馬來西亞年輕人也會覺得，過去就過去，他們不幸，我們不會去問自己，如果那個不幸到來、香港的事如果到台灣來呢？」
「過去說故事、歷史的權利，是在個人身上，我說我阿嬤的故事、爸爸對孩子說祖父的故事，有了國家以後，變成說故事的權力在國家手上，我們開始想像歷史是由上而下、有正確性的，長久就覺得，長輩也不需要跟小朋友說故事了。」
「這也是為什麼，我們覺得歷史跟我們沒有關係，因為那是上面的人說的，你不會有感情，也不會有體驗的感覺。」
同理比知道更重要 他要讓人說出自己的故事
他又談起《不即不離》，儘管這部片在馬來西亞無法公開放映，但有些長輩看到新聞，知道有個孫子拍片講自己的祖父，漸漸地，也開始敢跟孩子訴說往事，說自己支持過馬共、當過馬共。
「它不需要是政治正確，或歷史正確的電影，是可以啟發人說他的故事，《還有一些樹》也是、《菠蘿蜜》也是，但是你的片必須營造那個東西，你要給他一個感覺，你的故事是可以說的。」
早上出門受訪前，廖克發仍在家跟下一部劇本奮鬥。距離第一次用影像說故事，已經過了好多年，如今他依然在思考，要怎麼說，才能讓人也想跟著說。
